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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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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韩寒
2012年一月27日18点05分 | 分类: 其它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方舟子, 韩寒, 麦田

先转一个作家赵赵写的关于韩寒的长微博,替我说出了很多心里话:

我 看不下去了。我一向不喜欢韩寒,但也绝不信他有代笔。从他对女性多少带有蔑视的认知及他家庭中女性的隐形可看出,他生长在一个父系家庭,父亲的影响巨大。 年轻人耻于公开提看过多少名著是正常的逆反心理,也许他像有些人论证的不阅读,但不也有很多人是从《读者》那种文摘杂志了解到提萃的名著精华么?

就 算他没有看那么多名著的时间,但他肯定会看父亲的文章,这也是他获取知识的重要渠道,若如此,论证他阅读量不可能大的说法便站不住脚。早年间看过他的《通 稿2003》和《像少年啦飞驰》,自此丧失再看他纸质书的兴趣。他的小说很差,只是天涯长帖水准。我不喜欢他始于博客,对郑钧高晓松们的讥讽不仅轻浮油 滑,最重要是那些俏皮话带着浓厚的天涯和猫扑特点,尤其乐此不疲坚持一贯以性别攻击郭敬明,更带有典型的天涯腔调,有理都变得无聊。

博客 让我注意到他身边的朋友,想到也许他并不混天涯,但他身边那几块料肯定深深了解熟练掌握,朋友之间交流新段子很正常,就算他朋友的质量不高,但谁身边的朋 友没有明显的缺点?友情是不按人品与才华划分的。应该庆幸的是,他算是一个正直的人,盛名之下并未有负面离谱的言论,他也在不断反思,否定过去浮躁只为惩 一时口舌之快的自己,这一切都是一个年轻人正常的成长轨迹。

他是一个网络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但今天受到的质疑也正来自于网络,其实问心无愧的事从一开始就不必回应,韩寒到底年轻气盛,衷心地希望这是他成熟的转折点。

韩 寒事件始于麦田对韩寒作品真实作者身份的质疑,然后是方舟子的加入。这两人当然有100%的权利这么做,但问题在于,代笔不是造假,也不是抄袭,如果没有 当事人的积极配合,我不认为一个外人有能力找到确凿的证据。于是,这件事就变成了一个“不可证伪”的问题,熟悉科学的人都知道,“可证伪性”是判定一件事 到底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黄金标准,于是,韩寒代笔这个质疑就不可避免地滑向了“信仰”的范畴。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此事的争论会涉及到那么多人,而且双方全 都剑拔弩张,谁也不买谁的帐。信仰嘛,是不可争论的,你信或者不信,只有两个选择。

我之所以还想凑这个热闹,是因为我通过此事看到了韩寒 现象的巨大破坏力。韩寒喜欢耍小聪明不假,遇事沉不住气也是事实,但他最大的问题是宣传了一种反智的思想。中国是有很多问题,教育体制也存在很多缺点,但 这不等于说,只要你不接受中国式教育就一定能获得韩寒那样的成功,也不等于说,只要中国政府做的事情就一定是错的。可是我在韩寒发表在博客上的那些议论文 里读到了很多这样不负责任的文字,往好了说是一时糊涂,往坏了说,那些文字纯粹就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故作惊人之举,是为“韩寒”这个庞大的赚钱机器打的小广 告。为了赚钱他当然可以这么做,但这个国家禁不起韩寒式“领袖人物”的折腾。如果韩寒这种人哪天当了政,这个国家只会更糟糕。

也许你会质 疑我说,上述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瞎猜,韩寒的本意是好的。这个我当然没法反驳你,但我通过这次代笔事件看到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那就是“韩粉”们的暴 戾。那种蛮不讲理的劲头绝对堪比文革,如果未来的中国是由这样一群人继承的,那这个国家铁定完蛋。同样,韩寒本人也许并不认同韩粉们的做法,但他有意无意 地参与了这个造神运动,韩粉的出现他难逃干系。

最后,我还是得说,韩寒不是那种“坏人”,他的很多毛病我年轻时都有,只要改了就是好同志。真心希望韩寒能吸取教训,真正做一些对这个国家有益的事情。
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作者柳红)
2012年一月23日22点09分 | 分类: 未分类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吴敬琏,吴晓波,柳红

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

(2012-01-23 08:47:44)

旧 历年过了,进入新年,因吴晓波《吴敬琏传》而起的种种以及官司竟然拖了两年,这是始料不及的。在过去两年中,人们都认为官司和吴敬琏有关,又都投鼠忌器, 且不少人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提吴敬琏”。但是,事实上,吴敬琏始终很深地介入了这场官司。其中是非曲折,明眼人清楚。然而,官司进展却那么曲折。

回看将近一年前我给吴敬琏先生的信,它大概记录了截止到庭审结束的情况。如果说,官司有三个阶段的话,到此为止,只是进行了两个阶段。变化发生在后面,直至一审判决。

先将历史留存。之后的情况,待我写来。

2011年3月柳红致吴敬琏的信

吴老师,您好!

从 2010年5月至今,经过十个月的法律程序,我起诉吴晓波抄袭案进入等待判决阶段。想不到,吴晓波为您80岁生日赶制出版的《吴敬琏传》引发了这样的风 波:先是我和吴晓波就书中内容进行批评与反批评;继而就抄袭行为提起诉讼、对簿公堂。虽然您没有公开表态,但是,您实际上参与了诉讼过程,我也感受了您对 官司本身,及其对外界的影响。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很清楚,这是到了面对您,面对我自己,和直面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2010 年2月8日,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文后,您的几位学生在邮件里也提出了对吴晓波著《吴敬 琏传》的批评,有针对史实的,有针对观点的,也有提及抄袭的。大家愿望善良,出发点积极,哪怕就在这个最小范围内讨论,最小程度地改错,最快地消除负面影 响,这不但对吴晓波很有帮助,而且对您本人也是一件大好事。至为可惜,您没有意愿跟我们讨论有关这部书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心下还是寄望 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错处是出于仓促、疏忽,仅仅是作者吴晓波之失;还希望您认同我的意见,提醒或者批评吴晓波的不严谨。然而,一位同学给我发来您的表 态。那是2010年2月20日《广州日报》刊登的对您采访:“在这之前,也有人给我写过传记,但时间比较久远了。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 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从他设计的提问来看,吴晓波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这段话给了我双重心理冲击:一是, 当我和您的一些学生批评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不严谨,是快餐式写作时,您却毫无保留地肯定他研究仔细;二是,您使用的称谓——“有人”。说实话,这个称呼 让我觉得生疏、遥远、凉薄,因为您口中的“有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是曾经为您工作九年的研究助手。

3月1日,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发 表回应文章:《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其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是对所有研究者和写作者基本准则的挑 战,他写道:“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也注意到他文中这段:“在书 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2009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2010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 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吴晓波明确地将您和他的《吴敬琏传》捆在一起,这只是他虚张声势的语言绑架?我不确定,只知道吴晓波傲慢轻蔑 的回应,是在您接受报纸采访称赞他做了很多准备、搜集很多资料和研究得“仔细”之后。

随后,我发表《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 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他》(《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8日),并将文章群发给您和您的学生,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在收到的反馈 中,一位同学说,才看了一章,就认为它是一本“快餐传记”。另一位说:“两本传记我对读过,很多错误我都没有发现,读了你的回应文章,我才注意到了。著作 家需要对自己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持负责的态度,吴书过于仓促随意。”出于对您的爱护和对历史的尊重,他还提了一个建议。然而,3月9日您给他回信,而且您 也让我们大家看,其中您这样写道:“我并不认为你关于‘吴晓波的书在修订之前,不宜重印或进一步扩散。修订之后,需要找人专门审稿’的建议是可以接受 的。” 您的理由和其后的遣词造句,让我们看到了您的某种情绪。此后您和吴晓波对传记风波都采取了沉默态度。

然而,自从吴晓波写的传记一 出来,书中的各种史实差错,就遭到一些熟知历史的人批评。一些经济学界前辈,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不同问题。直到最近,还有人挑出一批常识性错误,例如称您在 “文化大革命”中是“走资派”。只不过因为这些批评者或者没有话语权;或者认为此书这类常识性、基本性错误太多,而作者吴晓波又是这样一位商业作家,不愿 与之计较,因而他们的批评并不为公众所知。

接下来,有人被授意写了一篇摘清您和吴晓波关系的文章,原拟用《经济观察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 表。这篇文章在最后时刻被报社否决,因为它并非该报立场。此事您知情。而后,我则被告知不会再刊登我的批评性文章了。这对您、吴晓波、我、传记的读者、这 场讨论的关注者来说,都是一件憾事,因为关于如何尊重事实和尊重知识产权,进行开诚布公的平等讨论,对所有人都有裨益。



吴 晓波的《吴敬琏传》(2010年版)与我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简称《吴敬琏评传》(2002年版)在内容表述和文献引用上大量雷同, 在道德层面上,其抄袭行为显而易见;在法律层面呢?经过比对并向律师请教,初步认为吴晓波的抄袭行为构成侵权。于是,2010年3月初,我先通过律师发 函,知会吴晓波,指出其抄袭,请他赔礼道歉。

律师函发出后,吴晓波的律师(第一次聘用的律师)来北京与我的律师有一次会谈。他讲到这样几 个意思:如果我起诉,就是为了炒作,等着我的官司还多着呢。不仅如此,官司会影响吴敬琏老师的名誉,吴老师会为吴晓波作证等等。殊不知,我没有直接起诉, 而是以发律师函的形式,是给吴晓波的第一次机会。但是,他不仅不知错认错,反而用案外因素“要挟”。两个月后,2010年5月,在超过律师函约定一个月 后,我方启动诉讼程序。

当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的文章在报纸发表后,就有过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是‘凝聚改革力量’的时候”。言下之 意,涉及您的批评就是削弱、反对甚至瓦解改革的力量。而律师函送达吴晓波之后,又有“警惕柳红背后的人”,“救国为重”种种说法。于是,简单问题被复杂 化,法律问题被政治化,是非问题被模糊化。这些,让我联想到和您一起工作时所熟悉的您的某种特点:习惯“讲政治”,有时用“敌情观念”对待不同的声音。在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把学术观点、政策主张的不同,统统归为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杜撰出引人联想的隐喻,比如在“间谍门”的注脚下,从“位于香港的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写到龚方雄,再扯出他的授业导师厉以宁,然后用《华夏时报》的一段报道,点出厉以宁和您观点根本不同。这么长的链条,不知是在说构 陷您于“间谍门”事件的,是和厉以宁先生有关?抑或是隐喻其他?



我对吴晓波的诉讼涉及了“法理”和“情理”两个层面:

第 一,在“法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何谓抄袭?2010年5月12日,吴晓波在他的博客上发表声明,写道:“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 节类似,吴老对她说过的话,对我又说了一遍,甚至说得更加详尽,如果因此而涉及‘剽窃’,我估计日后法院将门庭若市。”此言自欺欺人,混淆视听。这种说法 错在哪里?著作权法究竟保护什么?还是引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芮松艳的表述最清楚:“传记本人(柳红注:指传主吴敬琏老师您)的证明在 著作权法意义上只能证明一个事实,他跟不同的人都说过同样的事情,但是著作权法是不保护事实的,不保护这种思想的,保护的是一个表达,同样一件事情你写出 来跟我写出来是不一样的,巧合的可能性很小,他证明的目的只是能够证明说这两个不同作者写的传记事实来源都来源于他,但是表达的来源是要来自各自的作者。 ”(2011年2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播出芮松艳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在“情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您。吴晓波把 您和《吴敬琏传》以及抄袭案精心捆绑在一起,先声夺人地打出“悲情牌”。他在5月12日的声明中说:“两个传记作者在媒体上公开开战,对一位受人尊重的 80岁老人而言情何以堪?”。继而,5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钟励的文章,写到吴敬琏“如何作证,将是关键”。“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将是对吴敬琏这 位80岁老人的一次考验。”“情何以堪”四字颇为煽情,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对《吴敬琏传》的批评以及法律维权,就会伤害您,就是不仁不义。事实上,是吴晓 波为给您80岁生日献礼,先用二、三个月时间写出一本传记,歌功颂德,施行捧杀;继而,当我批评其快餐式写作,指出大量史实错误之后,他推卸责任,说您同 他一起改了三遍;再而,我起诉他的抄袭行为,他把您推到前台,“逼”您为他背书和作证,这才真是“情何以堪”!



吴晓波不仅漠视批评,也采取了拖延官司的战术。对于法院原定2010年6月8日开庭,他提出管辖权异议,致使开庭拖延至半年后的12月3日第一次开庭,2011年2月22日第二次开庭。

在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人们议论纷纷,猜测您会不会为吴晓波作证。大部分人认定您不会。因为剽窃是“偷窃”,为剽窃者作证,如同和“小偷”站在一起。著作权法 保护史实的表达,而不是史实本身。您对他说过或对我说过,无助于合理解释吴晓波作品与我表述的诸多相同之处。除非您能证明相隔8-10年,可以对同一事件 用一模一样的语言讲述,而且,两个作者居然会将这些口述不加任何修饰地实录,结果完全雷同,这怎么可能?一是人的记忆达不到;二是我并非按口述实录所写。 所以关于此案,我希望您至少保持表面的中立,然而,我又“错了”。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中,被告出示了您的两份证言。

第一份是您 于2010年6月8日给吴晓波写的信,您写道:“晓波,§18和§21没有书面材料。柳书也是根据我的口述(出书前还经过改过,绝大部分都被她接受)。所 以L女士的case能否成立,首要的问题是是否能证明他对有关段落具有知识产权。……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

通过这封信,您传达了两 个强烈的信息:其一,您在吴晓波成书半年之后,为他想方设法找写书材料,证明他有自己的来源;其二,您为他提供了一个诉讼思路:如果能证明被您修改的段落 柳红不具有知识产权,这个案子即不复存在。于是,您跟我讲过,给我改过,我没有《吴敬琏评传》的著作权,这成了对方律师在12月3日法庭辩论中最荒唐的论 点。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同理,吴晓波也没有著作权。两本传记的著作权将归您。这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逻辑和事实:您以第三人称,借他人之口,为自己歌功颂德、 树碑立传。更进一步,在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对方代理人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您改过,我就不具有相应部分的著作权。

常识是:著作权是整 体性的,不可分割的。我和吴晓波的书,并不因为您的参与、修改,而使其著作权被分割。否则,基本法理被动摇了,著作权的界定将是极端困难的。如果十个人改 过一本书,十个人与作者分享著作权,势必秩序大乱。好比说您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前后三个版本。每一次修订,都兴师动众。2003年版,很多学生 承担了重新起草写作的任务,我也承担了好几章,虽然最后都经过您改,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先谁也没有约定,事后谁也没有向您讨要属于自己的“著作 权”。如今,您却以因为参与过我10年前所撰写的《吴敬琏评传》,提出了著作权可以分割的思路,以求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吴晓波抄袭案的立案基础。

第 二份证言是您写于2010年11月28日的,距开庭5天。您在这份情况说明中,分别罗列出两部分内容:一是“下面的这些观点是我向吴晓波讲述过的”;二是 “下面几个事实也是我对柳红和吴晓波分别讲述过的”。这个证言的要害是:您试图向法庭证明,您对我和吴晓波都讲过的事情,有的并不曾对我讲过,是我自己挖 掘出来的。比如,和顾准看信阳火电站的事情。这样的证言有不真实的成分,它对我的打击,不是法律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最终彻底摧毁了我对您抱有的幻想。

于 是,侵权诉讼官司一方是我,另一方事实上变成吴晓波和您。虽然您不是名义上的被告,却因您主动和被动地介入,增加了整个诉讼的复杂程度。早在2010年5 月诉讼初起时,第一财经日报就刊登了署名“钟励”的文章,一再强调: “双方都和吴敬琏有关系,双方写的也都是吴敬琏,吴敬琏本人将来是否上公堂,如何作证,将是关键。”这篇文章貌似中立,其意图非常明显,借律师之口,公开 把您绑在吴晓波的战车上。在2010年12月3日和2011年2月22日的法庭审理中,对方确实始终拿您做挡箭牌,口口声声向吴敬琏核实过。法庭辩论围绕 的就是您所提供的分割著作权的思路。

毫无疑问,作为公民,作为传主,您有权利提供证言。但是,我想您知道,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公民,在提供证言的时候,都要实事求是,都应该明白天理和良心的存在。有些人因为是法盲,作了伪证,尚可理解。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社会公信力的人作伪证是难以原谅的。



在 过去一年里,因为您与吴晓波及其《吴敬琏传》的关系,加剧了我的内心纠结。一方面,与您共事多年,我看到了您的勤勉和眼界,以及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努 力。我不会忘记作为您的研究助手所受的教益,包括两个家庭之间的扶持和关怀。2010年1月《经济观察报》为您80岁生日做的专版上,我受邀写了一篇文 章,对您曾经在子尤病重时给予的帮助公开道谢。对于您,我有着长期积累的尊重之心。另一方面,我则非常清楚地知道,吴晓波对我的抄袭白纸黑字,这是侵权, 是对我的损害。维护我的知识产权是原则问题。我既有调查揭示历史真相的冲动,也有诉讼到底的决心。

由于这种内心纠结,即使吴晓波不断用您 的名字作为武器,一再将我逼到狭路和墙角,我仍不愿直面您与吴晓波“同舟共济”的事实;我仍不愿触及甚至不愿正视您身上的污点——这是我在厘清历史事实和 脉络时一再发现并且深感吃惊的;为顾忌和维护您的公众形象,使得我在对吴晓波的批评上,常常投鼠忌器,欲说还休。特别是在法庭长达两天的审理中,我尽可能 避免提到您,尽可能切割您和抄袭案的联系。在一切公开场合,我也避免谈及您和本案的实际关系。然而,这些超负荷的心理压力,致使这一年来心路之崎岖艰辛, 远远超过我所受到的直接、外在的伤害。庆幸的是,我最终还是从这种重压下走了出来,那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我对与您共事的历史问心无 愧。从1998年至2007年,我以体制外的身份担任您的研究助手,它并非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工作,自以为是出于价值、理念认同,“为国家做点事”。我不计 名利,尽心尽力,无私奉献。就连2007年的请辞,也是为您着想。奇怪的是,最近,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聚会上,听到有人说我根本不曾是您的 助手时,当场起而反驳。好在,这与某些死无对证的人和事不同,安排我做您研究助手的人如今正年富力强。

2011年2月22日,法庭审理中 间一度休庭,出现了这样一幕:原被告双方围在法官身边确认双方证据的真实性。我提交的是对几十位受访者的采访笔记本;对方提交的是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来的几 十本书。当他们递上《吴敬琏自选集》时,我禁不住轻声说“这是我编的,后记里还写了我。”其余若干本也都是我一手帮助成书的,或参加编,或参加写,甚至复 印前亲自去上海远东出版社,无休止改错,直盯到片子出来。虽然它们是您的著作,但是有我太多的心血。看着这些,想想眼前为捍卫自己的著作权而抗争,自然十 分感慨和伤悲。

第二,起诉吴晓波抄袭,既是为了我的尊严,我的权利,也是参与中国道德重建,保护知识产权,还为那些被吴晓波剽窃抄袭过的 人讨个公道。事实上,人们在公开或私下、点名或不点名地对吴晓波的抄袭行为多有议论,也曾经有过要将吴晓波告上法庭的人。例如,最先注视民营企业的记者, 出版了《失败研究》的方向明,去年10月在《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上就写道:“由于当时真实记录了一批民营企业失败的全过程,这些史料后来被人多次 抄袭,甚至被某人合集而名噪一时,真是可笑至极。……当时不少人曾经鼓动我起诉抄袭者”。方向明所说的抄袭者,就是吴晓波,所谓合集正是吴晓波的成名作 《大败局》。至于吴晓波的创作模式,更是遭人诟病。然而,这样一种行为竟造就出社会“成功人士”,“青年领袖”,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因此,从我个人遇到的 侵权事件开始,做一个坐言起行的现代公民,十分必要。它可以小中见大,可以考验社会正义,考验法律,考验司法。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吴晓波抄袭就是抄袭,您为他作证就是作证。一码归一码。虽然您为吴晓波作证一事,早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现场直播已经传给 了整个社会。但是,直到2011年2月24日第二次庭审结束后,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一再就您的态度和证据提问,我才首次开口。我愿意为自已的所说所 做负责。

在过去一年,有的朋友出于善意,希望我不要挑战吴晓波,因为背后有您;有的朋友出于利益考虑,不便表态,采取回避态度;有的朋友 出于与您的关系,劝我免战,甚至断绝友谊;有的朋友出于关心,提醒我吴晓波和您多么强大,担心我遭受明枪暗箭,输得很惨;有的地方囿于吴晓波的关系,拒绝 我做《八0年代》新书活动;有人带话给支持我的朋友“别掺和这事”等等。恐惧和偏见到处都在。我被不理解,揣测、批评甚至攻击包围。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社会 现象。但是,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动摇我的信念,相反,更唤发了我抗争到底的决心。



2010年,知识界爆出几桩轰动全国的抄袭造假案——中国终于到了揭露读书人圈子中各类丑恶的时候了。在这些大案中,惟独吴晓波抄袭案,没有在媒体上得到公众的充分关注和深入讨论。

吴 晓波案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涉及的是并不久远的历史;传主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吴晓波是集写书、出版、媒体、商人,教书于一身的人。唐骏学历造假的暴露,就 是由吴晓波策划出版的唐骏传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引发的。吴晓波现象,集中反映了中国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其背后是急功近利,不讲诚信和挑战道德底 线。

我诉吴晓波案,本应得到媒体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相当一些媒体,却基本处于失音状态。其间,还发生了有的媒体被打招呼;有的采 访提前告之要避开抄袭案话题;有的网络视频访谈因涉及抄袭案而不让播出等等。而在私下里,媒体中很多人都表示对我的支持,真心希望我在官司中胜出。媒体这 种蹊跷的沉默,折射出了吴晓波和您在媒体和经济学界的特殊影响力。而在2010年3月1日吴晓波回应我的文章中说得冠冕堂皇:“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 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说辞。

毕竟今天的媒体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自已,和支持 我的人可以通过博客和微博发出声音,形成持续的互动和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汇聚正义的声音,支持者多是年轻人、平凡人、被边缘化或者没有话语 权的人、没有显赫地位但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其中,那些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爱憎分明,憎厌吴晓波的行为,表达对我的支持,希望维权,打击抄袭,匡 正社会风气。或许和庇护、姑息吴晓波的势力相比,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但是他们汇合在一起,就代表了这个社会有良知的人真正的声音。这个过程是激动人心 的,我为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为维护知识产权和正义而战由衷地感到自豪。



今年2月22日庭审结束,我起诉吴晓波一案即进 入判决阶段。在此前后,都有关于我与吴晓波是否可以达成调解的各类说法。我的立场和底线非常清楚,那就是吴晓波必须公开承认对我的抄袭和侵权。据说吴晓波 除了不肯公开认错道歉,怕戴上“抄袭”这顶帽子,其他一切好说。为了寻求调解,照顾吴晓波的面子,律师做了很多努力,我方给了吴晓波一次又一次机会,包括 避免用“抄袭”、“剽窃”字眼,用“侵权”和“过错”取而代之。这既是法律意义上对抄袭的认定,在公众面前又显得相对温和。然而,吴晓波没有勇气面对自己 犯的错。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从原先在一定范围内向我道歉,变成在一定范围内向我“表示感谢”。读书人如此寡廉鲜耻,创造社会道德坐标的一 种超低刻度,实为少见。正如有识之士所言:这是一场人格之战。对于吴晓波在整个过程中闪烁其词、欲行又止、首鼠两端的行为,您是知道抑或不知?您是支持抑 或劝诫?

如果一审判决认定吴晓波抄袭,那是法理和正义的胜利。如果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会继续上诉。我有信心,也有勇气将这场诉讼进行 到底。除了本来的目标和意义,现在,更要承负起各界相识、不相识的朋友同情和支持的期许及嘱托。其实,法院判决吴晓波抄袭和侵权成立与否,固然非常重要。 但对于所有了解此案事实的人来讲,吴晓波的抄袭连小学生都知道。这正是:“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明,于谦语)”。

通过打这场官司,我 学到了很多。这样做,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实践。市场经济的基石是诚信。抄袭就是不诚不信的偷窃。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抄 袭者都必须得到应得的惩戒。在中国,如果纵容抄袭,还谈什么市场经济?!您有“吴市场”的美誉,在吴晓波的笔下也是“吴法治”,如果它们仅仅流于空谈,用 于沽名钓誉,那是何等的悲哀啊!



您大概还记得,您的传记,其实是从您70岁时我写的那本非出版物的《吴敬琏小传》开 始;2002年版《吴敬琏评传》是在那个基础上展开和深化的。写完以后,我不满意,和出版社约定尽快修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拖了下来。到了2005 年、2006年,我做了一个修订版,除了内容的补充,还加了大量脚注。然而,就在只剩最后一章没有交给三联出版社时,我儿子尤病危。以后,我还是不满意, 就搁置起来没有交付出版。

细想,大概是2000年以后,特别是股市争论,基金黑幕事件后,您被树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楷模。我也 是参与树立您形象的一个。《吴敬琏评传》,第一次把您的生平写下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供传播的文本和故事。最近几年,虽然我对您的言行有一些看法,但是,并 没有根本动摇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即使我在辞去您的研究助手后,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从各种正在承担的事情中“清退”,我也没有想到它可能的原因,没 有改变对您的印象。例如去掉我在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的注册发起人身份,我只是觉得有悖情理法,这不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和研究所吗?为此,我曾给您、江 平、梁治平等人写了一信,表达我的意见。之后,您还专门约我到家里谈过一次,以后便不再提了。

真正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去年,2010年。总结下来,大概有三个原因,使我重新认识您:

第一,吴晓波的“致敬之作”,也叫“应景之作”(吴晓波语)《吴敬琏传》。书中对于史实的改动和任意剪裁使我震惊。我不得不追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在2009年《纽约时报》为您写传记文章,多次采访我时,我还在正面讲述您的努力和工作,并就对您的各种批评一一辨析和解释。

第 二,您在我和吴晓波官司中的立场和表现。虽然,我理解您不欲见到吴晓波所写的传记引来批评和诉讼。但是,当一本书出版了,它就是一个公共产品,您虽然置身 事内,但尊重历史是学者良心,反对抄袭是做人底线。此时此刻,我仍旧难以理解,我和吴晓波同是您的传记作者,一位是您长期的研究助手,一位是因写传而走近 您的商业作家,您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支持后者?

第三,在做八十年代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与您有关,我应当知道、却不知道的历 史。例如,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1987 年胡/耀/邦下台,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等等,以及您同社科院经济所同事,以及经济学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老一代的林里夫,同代的董辅礽,下一代的一批 人等等。2004年董辅礽老师患癌住在医院里。他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及您到处说他打顾准,其实自己没有打。言及此,董老师眼含热泪。关于“打人”,您跟我们 都讲过,不仅这事,还有其他。那时,我把类似的故事当作老一代人之间在严酷年代结下的个人恩怨,内心是没有太看重的。

一年多前,当读到吴 晓波在《吴敬琏传》的扉页上写:“这是一位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的人”时,我确实很受刺激。人无完人,谁敢认为自己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您所经历 的狂暴年代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一辈和更年轻的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我们从来都不敢自认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其实,在您这代人中,特别是经济学 界这代人中,您是最大的幸运者,成功者。想一想,经济所1956年那场青年团和党支部的争论,后来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打出一个“反党集团”来,其中有您 的同龄人甚至您的同学,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和磨难。有的从此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过着悲惨的生活,一生无法摆脱那场历史噩梦。我最近得知您曾经的同 事,后来贫病交加,只要在电视里看到您的形象,就得立刻关掉电视,痛苦得不能看。他们的人生、家庭、事业、生活境况与您有天壤之差。还有一些您的同代人, 虽然在1980年代做了很多贡献,却早早过世,像孙尚清;2000年以后过世的就更多了,像董辅礽等。您在80岁寿辰所举办的排场铺张的纪念活动,没有第 二人有幸被那样大操大办。在历史中行走,常常会想那些人生道路坎坷的人,那些在历史事件中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包括想到顾准、孙冶方。您称自己是顾准、孙 冶方的学生,试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景况和这样的反差?

在我从事80年代研究中,历史在我面前一点一点打开。我也看到了 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您,一个与我先前心目中的形象有重大反差的您。有些事件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有些头绪我以前略有所闻,出于对您的尊敬,我不愿延伸自己的好 奇心。而今,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因为历史中的您是真实的,现在媒体报刊上出现的您也是真实的。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极“左”思潮下,大家都跟着 走,您不能幸免,连当时年纪小小的我辈也不能幸免。然而,同样走过1949年后的一个甲子,有人觉悟,有人忏悔,有人道歉,有人选择低调。为什么惟独您, 在公众和媒体将您当作道德典范之时,在接受“知识分子良心”这一称号之时,甚至于坐上了经济学界“泰斗”宝座,走上“神坛”,您能够如此地受之无愧?吴晓 波在《吴敬琏传》里,把您历史上所犯的极左过失,转而变成您的功德,拿来歌颂。您可怎么面对那些受凌辱与损害的灵魂?怎么面对那些逝去的前辈;那些早逝的 同辈;以及那些在1980年代末之后被迫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丧失话语权的青年一辈?

吴老师,历史可以原谅1950年代您的所作所为;可以原谅您1960年代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怎么也无法原谅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余年后,在年近60岁时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有您?

十 年前,我写《吴敬琏评传》,虽然没有过分溢美,但它是以仰视角度写的,它被广泛转载、引用、抄袭。我的这本书,或许曾助您走向神坛尽过微薄之力,而今它只 是神坛角落行将熄灭的一盏摇曳青灯。如今,我常常遗憾曾经付出了那么长的生命帮助您工作,换来的是如此深刻和痛苦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 错误。那是令我如今感到汗颜的作品,是我不愿意提及的历史。所以,前不久,当有人提出再版《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时,我拒绝了再版我的这一本。



现在,我还在继续研究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些历史在向前延伸。您是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文章千古事,写历史要小心翼翼,力求客观公正。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您求教和求证几个问题:

1,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2, 您知道胡耀邦当年对经济所的争论是什么态度和立场吗?

3,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4,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5,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6, 您说,有人推测,号称“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四人的文章是陈云通过姚依林授意他们写的,因为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这是谁的推测?另外,关于“四君子”,您多有负面评价。您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7, 您说,八十年代体改所的人有很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您开始引用“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在1998年,后来用“权贵资本主义”取而代之。是您回溯1980年代,认为中国现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其实那时已经有了,其代表是在体改所里吗?请问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追 究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纠缠历史的是非,而是为了打开被遮蔽的部分,纠正被歪曲的部分,为那些付出生命和人生代价的受难者负责 任。否则每一页历史卷宗中的“恶”,都会聚集成今天和明天的“大恶”。我愿意趁很多人还在世,抢救历史,多方核实,尽量避免对曾经受过损害的当事人造成第 二次伤害。如果您能抽时间答复上述问题,我非常感谢。



最后,我想说写这封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是长者,是蜚声中外的 经济学家,我不过刚刚开始独立研究;您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和绵密的社会网络,我不过是“个体户”,没有任何体制内外的机构背景。但是,因为吴晓波的《吴敬 琏传》引发的一些历史事实争论以及法律诉讼和您分不开,这就成了您和我都要面对的事情。这封信,既是对这段过程的一个小结,也算是一种“了结”吧!它是作 为晚辈和学生交出的一份试卷,甚至是一份人生的试卷。

这封信写给您,也写给我,写给历史,写给社会。很可能,我有冒犯之处,您不喜欢。但是,您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还是希望您有所反馈,甚至批评和反驳。

祝您身体健康!

柳红

2011年3月10日
中国人在莱索托
2012年一月23日19点36分 | 分类: 旅游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中国人, 殖民, 莱索托

我在莱索托的一个小村子参观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名叫Tshidy的女导游,20来岁,一脸倔强:
Tshidy-s

刚 见面我就觉得她对我的态度很不友好,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她性格不好,后来发现她对我的白人同伴都还不错,唯独对我态度冷漠。再后来我发现当地村民也有点这个 意思,比如村里的妇女会竞相和同行的白人合影,没有一个人有和我照相的意思。虽然我其貌不扬吧,可她们的那种歧视态度也太明显了,而且丝毫没有隐藏的意 思。

再后来我们混熟了,我有意无意地把话题引到了在莱索托的中国人身上,谁知她就像一个炸药桶,一听到“Chinese”这个字就炸了, 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只是碍于我是她顾客,没敢发作。我再三向她保证我不会介意,她这才打开了话匣子:“我恨中国人,他们老是欺负我们莱索托人。我们的总 统最喜欢你们中国人了,把什么好东西都给了你们,警察也帮中国人欺负我们。”

她告诉我,中国人在莱索托开了好几家纺织厂,但每个月只给工 人800兰特工资,还经常拖欠,甚至发生过好几次老板赚了钱就卷款走人的事情,在当地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中国人开的百货商店常常卖过期商品,就是把外包装 上印着的有效期抹掉,有一次她拿着过期商品去退,结果被商店雇佣的打手轰了出来。

“我叔叔就是因为和一个中国店主争论,被他的手下打死了。我们去找警察,可警察被那个中国人买通了,不理我们。”

等她气稍微消了些我又问她,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比如印度人)相比怎么样?她答道:“中国人是最差的!我喜欢印度人,也喜欢中东人,欧洲人,美国人……他们知道如何和我们讲话,对我们很友好,中国人就知道欺负我们,而且很不诚实。”

以 上都是原话,但必须指出,她因为有私仇在身,所以这些话的正确性必须打个问号。后来我又遇到一个男导游,是个大学生,暑假回家打工的,很有城府,说话明显 要谨慎得多。在我的再三追问下,他终于说出了他对中国人的看法:“也许中国商人有些毛病,但不管怎样,他们给莱索托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税收,应该算是 一件好事情。”

我不知道他们两人哪个更能代表莱索托人的主流看法,以上只是如实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已,大家自行判断吧。但是我知道一个 事实,那就是中国商人和莱索托之间有过很多复杂的恩怨。早在1999年,美国政府通过了一个旨在帮助非洲脱贫的《非洲增长和机会法案》(AGOA),莱索 托成为了这个法案的受益者之一,一大批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商人来莱索托开纺织厂,其产品可以免关税进入美国市场销售。据统计,2003年美国市场31% 的纺织品来自莱索托,纺织品出口总额达到了4.56亿美元,占莱索托出口总额的90%以上。但是,2004年美国取消了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限制,消息公布的 第二天就有6家中国人开的纺织厂倒闭,老板卷款潜逃。从此莱索托纺织业一蹶不振,至今没有缓过来。
girl car-s
(莱索托村子里的一个小女孩)

———————–议论文分割线————————

我 这么多年东奔西跑,一直很留意在海外生活工作的中国人。我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见到很多开店的福建人,能在那个国家生存绝对需要胆量,以及耐得 住寂寞。中国人在非洲的也很多,我曾经和一群在乌干达的中国人吃了顿饭,那个饭桌上混杂着使馆秘书(忘记是几秘了)、餐馆老板、小贩、工厂厂长、以及从良 妓女。他们几乎个个都混得不错,每个人都有房子有车有一大堆佣人负责洗衣服做饭带小孩,但是每个人也都在抱怨,说非洲人未开化,不好管理,很多人都曾经是 暴力犯罪的受害者。

其实,我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海外华人。我1992年到美国,惊讶地发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几乎完全来自福建和广东移 民,他们认为中国人都是身材瘦小、皮肤黝黑、讲蹩脚英文、只会在餐馆和洗衣房打工的武术爱好者。2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大概不会这么认为了,这一切都是因 为有大量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去美国读书,改变了华侨的人口组成。但是这个趋势在非洲尚未成型,难怪非洲人会讨厌中国人,因为在那边的大都是底层的中国人。

如 此多的中国人选择去海外生活,这件事本身就很有意思。我觉得中国和当年的欧洲有点像,都是因为内部矛盾没法内部解决了,再加上资源不够分,于是开始向海外 转嫁矛盾。前几天和李鸿谷讨论这事,他认为两者的不同在于当年欧洲的殖民潮是政府行为,现在的中国移民潮是民间行为,两者性质不同。对于前者我不太敢肯 定,但后者绝对正确。

历史证明,当一个民族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内部的资源竞争,当这种竞争达到白热化时,必然要有个出气口,当年的 欧洲和日本就是这样,他们选择了向海外派兵殖民的方式,可现在是文明社会了,这一套很难行得通了,于是就有了中国式的民间自制出气口。这种民间自发行为必 然导致低素质人口大量涌入非洲,这大概就是某些非洲人不那么待见中国人的原因吧。其实平心而论,我觉得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是相当高的,不但远高于非洲,中 国大城市的人口素质甚至比某些欧洲国家也不差。但是中国人有几个致命的毛病,那就是眼光短浅,性格内向,太爱钱,不懂生活,不尊重别人,不愿意、也不善于 和其他民族交流,这些缺点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大的绊脚石。

也许有关部门应该主动一点,鼓励更多素质高的中国人去非洲工作,那块土地其实很有意思的,大家不要怕。
man cap-s
(戴帽子的莱索托村民)
天为什么是蓝色的(转)
2012年一月21日13点19分 | 分类: 科学, 转帖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FLZ, 科普

“天为什么是蓝色的”一百年

发表于 2010 年 04 月 16 日 由 FLZ

“天空为什么是蓝色?”正确的物理解释完成于1910年,迄今整一百年。“天蓝”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应用,是光纤通讯,即高锟先生去年获得物理诺贝尔奖的项目。

“天蓝”物理学似乎很普及。凡是看过“十万个为什么”的初中生,都能说出它的“标准答案”:

“空气中会有许多微小的尘埃、水滴、冰晶等物质,当太阳光通过空气时,波长较短的蓝、紫、靛等色光,很容易被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阻挡,从而使光线散射向四方,使天空呈现出蔚蓝色。”

中文世界中,大小权威的教育和科学网站,大多仍采用上述“标准答案”,几乎一字不差。

这 个“天蓝”解释,基本上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水平。它是英国物理学家丁铎尔(John Tyndall,1820-1893)首创的。常称作丁铎尔散射模型。 确实,“波长较短的蓝色光,容易被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阻挡,……散射向四方”。但它并不是“天蓝”的真正原因。如果天蓝主要是由水滴冰晶等微粒的散射引起 的,那末,天空的颜色和深浅,就应随着空气湿度的变化而变化。因为当湿度变化时,空气中水滴冰晶的数目会明显变化。潮湿地区和沙漠地区的湿度差别很大,但 天空是一样的蓝。丁铎尔散射模型解释不了。到十九世纪末叶,丁的天蓝解释已被质疑。

1880年代,瑞利(John Rayleigh,1842-1919)注意到,根本不必求助尘埃、水滴、冰晶等空气中的微粒,空气本身的氧和氮等分子对阳光就有散射,而且也是蓝色光容易被散射。所以,空气分子的散射就可以作为“天蓝”的主因。

然 而,各个分子有散射,不等于空气整体会有蓝色。如果纯净的空气是极均匀的,分子再多也没有“天蓝”。就像一块极平的镜子,只有折射或反射,而极少 散射。 在均匀一致的环境中,不同分子的散射相互抵消了。就如在一个集体纪律超强的环境(如监狱)中,每个人的独立和散漫行为被彻底压缩。而“天蓝”靠的就是分子 各自的独立和相互不干涉,或少干涉。

为此,瑞利假定,空气不是分子的“监狱”。相反,氧和氮等分子,无规行走,随机分布。瑞利由这个模型算出的定量结果,很好地符合天蓝的性质。1899年,瑞利写了一篇总结式的文章“论天空蓝色之起源”[1],开宗明义就说:

“即使没有外来的微粒,我们依旧会有蓝色的天”。

“外来的微粒”即指丁铎尔散射所需要的。从此,丁铎尔的天蓝理论被放弃。瑞利散射成为“天蓝”理论的主流。

瑞利的天蓝理论虽然很成功,瑞利的分子无规分布假定,也有根据。然而,瑞利实质上还要假定空气是所谓理想气体,这是一个不大的,但也不可忽略的弱点。因为空气不是理想气体。

1910 年,爱因斯坦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用当时刚刚发展的熵(混乱的度量)的统计热力学理论证明:那怕最纯净的空气,也是有涨落起伏的。空气本身的密度 涨落也能散射,也是蓝色光容易被散射。密度涨落的散射,不多也不少,正好能产生我们看到的蓝天。如果空气是理想气体,爱因斯坦的结果就同瑞利的一样。所 以,简单地说,天空蓝色之起因是:

“空气中有不可消除的‘杂质’,即空气自身的涨落。密度涨落等对阳光的散射,形成了蓝天。”

“天蓝”起源物理不是爱因斯坦首创,但最完整的理论是爱因斯坦奠定的。所以说,“天蓝”物理学,完成于1910年。

瑞 利和爱因斯坦的“天蓝”理论,是普遍适用的。可以用来解释纯净空气中的“蓝天”现象,也可以用来解释纯净的水,纯净的玻璃等液体或固体中的“蓝天”现象。 当然,也有该理论不适用的地方。多年前,听到过有人对着“蓝天”发(歌)情,“我爱祖国的蓝天”,千万不要误听为“我爱祖国的独立而又无规游荡的分子 们”。

高锟先生在他为“光纤通讯”奠基的第一篇论文[3]中引用的第一个物理公式,就是爱因斯坦的“天蓝”瑞利散射公式(即 Einstein-Smoluchowski公式)。玻璃是凝固了的液体。即使最理想的玻璃,没有气泡,没有缺陷,玻璃中依旧有不可消除的‘杂质’,即玻 璃本身的不可消除的涨落。在光纤中传播的讯号(光波),会被玻璃的涨落散射。“天蓝”机制,是光纤通讯讯号损失的一个物理主因。它是不能用光纤制造技术消 除的。只能选择“不太蓝”的光,减低它的影响。

不少权威的教育和科学(中文)网站上,正在报导高先生是“影响世界的华人”之最。高先生的 影响,确实遍及全球。有趣的是,这些网站本身,似乎并不在“被影响”之列。比如,本文开头引用的“天蓝”解释,就还完全没有“被影响”。对青少年来说,那 些“标准解释”虽然不算是有毒奶粉,但也是过期一百年的奶粉。

[1]J.Rayleigh,Phil.Mag.XLVII,375,1899

[2]A.Einstein,Ann.Physik,33,1275,1910

[3]C.Kao,Proc.IEE,113,No.7,1966 2010
普适性一例(转)
2012年一月20日22点41分 | 分类: 科学, 转帖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普适性一例——伽利略相對性原理

发表于 2012 年 01 月 02 日 由 FLZ

普适性,普世性,普识性,等等“普”族词汇近年变得相当普及,普通。至于什么是普适性?什么是普世性?有没有区别?似乎还没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理解。但,至少在实证科学和宗教信仰两个领域中,它们的意义还是清楚的。

在物理学中,universal 的中译是,普遍的,万有(引力)的,普(遍)适(用)的等,从来不用普世。普世的则是ecumenical的中译,如普世教会,普世神学等。直到1989年出版的“辞海”中,只在“普世牧首”一处用到“普世”二字。

可见,普适等用于实证科学;普世用于基督教领域。

“科 学月刊”(台北)邀我在2011年11月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介绍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的意义。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它是经典物理学的 第一个普适性。趁此机会老调重弹,再说一遍这第一个普适性的来龙去脉,多少有助于了解甚么是实证科学中所说的普适性,普遍性,甚么不是。

萨尔维阿蒂的大船

   1979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年。在那前后一年多里,世界各地都在举办纪念活动,缅怀这位伟人。纪念活动的范围,超出了物理界。临近1979年3月14 日,即爱因斯坦的百岁生日时,我在罗马,住在林琴科学院 (Academia de Lincei)。它建于1603,伽利略是最早的成员之一。那里是纪念活动的中心之一。

意大利国家第二电视台(Rai2)的一个主题节目,是相对论观念的起源。一般公认,1632 年出版的伽利略一书“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简称“对话”),包含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的最早起源。它是在以下的一段话里:

  把你和一些朋友关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让你们带
  着几支苍蝇、蝴蝶和其他小飞虫,舱内放一支大碗,其中有几
  条鱼,然后,挂上一个水瓶,让水一滴一滴地滴到下面的一个
  宽口罐里。船停着不动时,你留神观察,小虫都以等速向舱内
  各方向飞行,鱼向各方向随便游动,水滴滴进下面的罐中。你
  把任何东西扔给你的朋友时,只要距离相等,向这一方向也不
  比向另一方向更多用力。你的双脚齐跳,无论向哪个方向跳过
  的距离都相等。当你仔细观察这些事情之后,再使船以任何速
  度前进,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你将发现,
  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
  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即使船运动得相当快,在跳跃时,
  你也将和以前一样,你跳向船尾也不会比跳向船头更省力。

这条船,俗称为萨尔维阿蒂大船。萨尔维阿蒂是“对话”一书中的三个主角之一,他是哥白尼日心地动说的支持者。其观点实际上代表伽利略本人。

萨 尔维阿蒂大船中描写的现象,是很平常的。在现代,凡乘过飞机的人都应当注意到,当飞机平稳飞机行时,无论飞行速度如何,机舱里的水滴,苍蝇、和鱼(如果有 的话)的行为同萨尔维阿蒂大船里描写的一样。如果你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一次乘飞机时,你不妨带一个宽口罐,再向服务员要一瓶水,做一做水滴实验。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

Rai2的记者来林琴科学院访问我,企图为他的节目增加一点中国或东方的色彩。电视记者劈头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与爱因斯坦有甚么关系?”

  中国与爱氏的直接历史关系极少,爱氏一生中只有两天算是在中国。1922年底,当爱氏从日本搭船去耶路撒冷时,在上海停泊了两天,即年除夕12月31日和1923年元旦。爱氏在上海的活动,主要是在上海犹太人圈子里。电视记者对此兴趣不大。

后来,我告诉记者,萨尔维阿蒂大船描写的现象,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 “尚书纬·考灵曜”中写有:

“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如坐闭牖舟中,舟行而人不觉也。”

果 然,这句古话提起了Rai2电视编导的兴趣,他觉得有“卖点”。编导立即修改了脚本。按照原来脚本,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段,由罗马大学物理系一位教授讲 解,并以安诺河为背景拍摄。安诺河连接着佛罗伦萨和比萨,是伽利略长期生活并被监禁的地方。萨尔维阿蒂大船的原型,很可能就是安诺河上的航船。

修改后的脚本,“考灵曜之舟”一句话被放在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之前,因为“考灵曜”比“对话”早一千多年。电视编导也邀我去比萨,在斜塔前用中文念一遍“舟行而人不觉也”。4月初,我随电视拍摄队去比萨,完成了这个镜头。

萨尔维阿蒂大船和考灵曜之舟的差别

虽然,“舟行而人不觉”的意思同萨尔维阿蒂的大船一样,在Rai2电视中又被排在萨尔维阿蒂的船之前,但二者有很大差别。萨尔维阿蒂大船中有伽利略相对论观念,而“考灵曜”之舟中阙如。

上引萨尔维阿蒂大船一段文中字,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描写在大船中看到的现象,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等。第二部分——从“只要运动是均匀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到“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不是观测到的现象,而是一种推测,猜测或假定。

第二部分中,“只要运动是匀速的,也不忽左忽右地摆动”一语,是条件,即所谓惯性参考系。“你将发现,所有上述现象都没有丝毫变化,你无法从任何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则是推测。这一理论推测被称为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推测强调“无法从任何现象”。即,无一例外地普遍适用。这就是普适性或普遍性。

一个具有(或假定有)普适性或普遍性的原理,应无例外地适用于所有情况。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断言,在“一条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的“任何现象”,“无一例外”地都不可能“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

“任 何现象”包括今天已知的现象,以及将来可能发现的现象。实验检验总是有限的,不可能穷尽“任何现象”。所以,普适性不是经过了“任何现象检验”出来的“真 理”。而是从有限的实验(苍蝇、蝴蝶,水滴和鱼等),推测或猜测的论断。如果在将来发现的现象中,有一个不符合上述理论推测,伽利略相对论性原理就被证 伪。一个反例就可以使一个普适性破功。

“尚书纬·考灵曜”之舟的陈述,只包含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一部分,即描述一个已知现象—— “舟行而人不觉”, 而没有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第二部分——关于普适性的推测或猜测。所以,考灵曜之舟不被认为是相对论观念的一个起源。

萨尔维阿蒂大船与考灵曜舟之间的差别,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五百年前说起。

哥白尼日心地动说

1492 年,哥白尼发表日心地动说后,曾受到当时天主教廷的强烈反对和压制。这一段历史很出名。宗教的压制,主要是基于普世的教义。

从物理角度看,哥白尼日心论和托勒密地心论等都是物理模型,都是可质疑,可证伪的。围绕哥白尼日心论的物理争论与宗教压制是两回事。

赞同托勒密模型而反对哥白尼模型的人,对日心论的一个重要物理诘难是:如果真的是地动,而日不动,地球的运行速度会很高。在高速运行的地球上,哥白尼以及拥哥派们如何能稳稳地生活在地球上,而不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

拥哥派和反哥派双方为“甩掉诘难”争论了一百多年。

伽 利略在写“对话”时意识到,要彻底解决“甩掉诘难”,相对性原理的普适性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普适性,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下的主舱里,就有可能用 “被甩掉”现象来“确定船是在运动还是在停着不动”。那也就有可能确定是地动还是天动。相反,如有普适性,就是断言,不存在任何“被甩掉”现象。

伽 利略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飞虫的,水滴的,或游鱼的动力学)相对于“船是在动还是静止不动”是不变的。或者,用更明确的物理语言说:在惯性参 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在伽利略变换(Galilean transformation)下,都是不变的。19世纪之前已知的物理动力学,的确都满足伽利略变换之下的不变性。不存在“被甩掉”现象。

“考 灵曜”一文中虽也有“地恒动不止”的想法,但无人执著于讨论:“如果地恒动,你会不会被地动甩掉?。以至,“舟行而人不觉”并没有触发一场物理科学辩论, 没有导致普适性猜测。想来,就是现在,也只有不太多的人有兴趣弄明白“为甚么你不会被高速运行的地球甩掉?”。思考这类问题,常被讥为杞人忧天。相反, “不争论”才是博大精深文化的精髓之一。

“猜测(想像)比知识更加重要”(爱因斯坦)。辩论和争论则是导致想像和猜测的源头之一。

C是普适的

到 19世纪末,电磁和光学的动力学建立之后,爱因斯坦等物理学家很快注意到,在伽利略变换下,电磁或光的动力学并非不变。那末,只要在萨尔维阿蒂大船的甲板 下的主舱里观察光学或电磁现象,就可能“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果如此,光学或电磁现象就是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一个反例! 为证实这个反例,有人认真去做光学或电磁实验,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或确定是日动还是地动。结果都失败了。

矛盾重重,又开始争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围绕光学现象和伽利略变换,不断地争论-猜测,猜测-争论,再争论,再猜测。这是物理学史中的精彩一章。

爱 因斯坦以狭义相对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选择的出路是,坚持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放弃伽利略变换。在狭义相对论中,萨尔维阿蒂大船揭示的相对性原理依然成立。 即,仍然可以说,在大船甲板下的主舱中,“你无法从其中任何一个现象来确定船是在动还是停著不动”。现在,“任何一个现象”也包括光和电磁现象。

在狭义相对论中,伽利略变换被放弃。而是假定,在惯性参考系中,所有物理动力学规律的不变性,不是对于伽利略变换,而是对于洛伦兹变换(Lorentz transformation)。洛伦兹变换中,包含参数c,即光速。如果光速无限大,洛伦兹变换就回到到伽利略变换。

相对性原理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应是不变的。以此不变性建立的电子的相对论量子力学,预言有正电子存在。很快正电子就被发现了。所以,就正电子而言,先有基于相对论时空观的理论,而后才有实验和观测。这是相对论时空观普适性最成功的事例之一。

既然要求所有物理动力学相对于洛伦兹变换是不变的,光速c就会进入所有的动力学。譬如,著名的质(m)能(E)公式E=mc2,适用于所有自由粒子,无论是质子,电子,中微子,或者将来发现的粒子。

亦即,c是普适的。用任何现象测得的c,都应等于299792458 公尺/ 秒,不能大,也不能小。

因此,如果“中微子超光速”成立,那不仅是中微子粒子本身的问题。而是相对论时空观的普适性的一个反例。所以引起高度关切。

从托勒密,到哥白尼、到伽利略,到牛顿,再到爱因斯坦,时空理论经历的是典型的实证科学历史:发展-被证伪-再发展-再被证伪…… “任何现象”,“任何粒子”的物理规律都无例外地符合时空性质。所以,普适性则是证伪的关键。

总之,普适性,普遍性,万有性等是实证科学研究的一个框架,无关于宗教信仰。此语并非贬抑信仰,只是再次说明实证科学不能被信仰替代。在实证科学领域中,不应当用普世(ecumenicity)一词替代普适,普遍和万有(universality)。

2012年元旦,Tucson

华夏文摘 第一○八四期(cm1201a)

孤岛莱索托
2012年一月19日22点52分 | 分类: 旅游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南非, 莱索托

莱索托是个飞地主权国家,总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全部在南非共和国境内。这个国家最低的海拔也超过了1000米,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莱索托还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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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莱索托历史必须先讲南非。这个国家和美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地大物博,气候怡人,物产丰富的地方。北美最早的外来移民来自英国,后来自成一派,和宗主国 干了一仗,获胜后独立,很快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南非最早的移民来自荷兰,也是逐渐自成一派(史称布尔人),并和来自欧洲大陆的新老大(英国)干了一 仗,并最终获胜,然后也宣告独立了。但是,和北美不同的是,南非除了新老白人之间的冲突外,还有个强大的第三方,那就是黑人原住民。尤其是祖鲁国,当年颇 为强大,虽然打仗打不过白人,但在农业和社会组织等其他方面还算是挺发达的,比北美印第安人强太多了。于是南非出现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的结局也远不如 美国那么美好。

莱索托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建国的。

莱索托的开国英雄名叫莫舒舒(Moshoeshoe),是个 极为聪明的酋长,被公认为是当时黑非洲少见的军事和外交大师。他在1820年的战乱年代率领本部落搬到高山上,依靠天险和祖鲁国军队周旋。他很早就学会了 结盟和挑拨离间等孙子兵法上的招数,用自己手里的牛羊收买各地浪人,让他们住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道人肉屏障,挡住了祖鲁国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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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莫舒舒)

不 过,他很快就意识到白人才是他真正的对手,便敞开国门欢迎来自欧洲的传教士来传教,借机学习西方文化。当布尔人来犯时,他又聪明地选择和英国建交,依靠大 英帝国的力量钳制布尔军队。如果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招棋走对了。英国把莱索托划为自己的殖民地,从而没有像祖鲁国那样被布尔人吞并。后来南非宣布独立, 莱索托因其特殊身份没有被划入南非领土。再后来英国大规模放弃海外殖民地,莱索托趁机宣布独立,终于保住了血脉。
moshoeshoe
(老年莫舒舒)

莱 索托的独立使得这个国家的人民没有经受过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苦难。但是,如今的莱索托却成为了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40%的国民生活在联合国规定的贫 困线以下。这个国家除了钻石和水之外,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产品,只有人力可以输出。如今有超过一半的莱索托男人在南非金矿打工,这种流动导致该国每4个人 就有一个是HIV携带者,人均寿命比非洲平均值还低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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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索托的贫穷是极为醒目的。从南非跨越国境后,我 立刻就看到大片大片的农田,水土流失非常严重。相比之下,莱索托周边的南非则基本上都是牧场和人工林场,虽然也是在卖土地资源,但明显比莱索托要更可持续 一些。走近看,莱索托的农业技术非常原始,仅有的一点庄稼也长得病怏怏的。莱索托农村的牲口很多,但大都营养不良,而且寄生虫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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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莫舒舒费尽千辛万苦创立的独立主权国家,如今却堕落到这种境地,这不由得让人慨叹,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个孤立的小国是如此地不堪一击,无论其领袖有多么高明。

那么,莱索托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呢?能把责任怪到民主头上吗?也许,但让我们来和南非比较一下。南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不民主的,而莱索托自从1961年独立以来,就照搬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国王成为虚职,总统和议会由全体国民投票产生。

能把责任怪罪到资源匮乏上吗?也许。但莱索托一直盛产钻石,而且由于南部非洲的大部分河流都发源于境内,因此控制了南非的水源。莱索托曾经是南部非洲的粮仓,有一半国土面积很适合种粮食。莱索托的旅游资源极佳,尤其是徒步和骑马,线路又多又好,景色很美。

能把责任归罪到宗教上吗?莱索托大约40%的人信天主教,40%的人信基督教,另外20%信其他各种教,到底怪哪个教呢?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不好,也不敢说。我只说一个事实,那就是南非有12%的人口是白人,而莱索托几乎全部是黑人。

关于莱索托的更详细的故事,请参考我在三联上写的游记(封面是2012)。

贴首莱索托的传统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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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唱这首歌的乐队)
威士忌应该怎么喝?
2012年一月17日22点50分 | 分类: 广告, 旅游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威士忌

本期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故事是威士忌,有我写的苏格兰威士忌之旅。我还写了一篇小杂文,没用上,有平媒感兴趣吗?

威士忌应该怎么喝?

小 时候看《读者文摘》,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三大名酒”都是谁。9岁的时候,我爸用筷子头蘸了点儿五粮液给我尝,算是过了白酒关。14岁的时候,一位同学的爸 爸从香港带回一瓶人头马,我们趁他不在家的时候偷着倒出几滴,算是过了白兰地关。18岁的时候,去海淀影剧院看了3遍《野鹅敢死队》,至今还记得开头那一 幕。理查德•伯顿演的福克纳上校被人带进一幢豪宅,豪宅主人,老奸巨猾的银行家爱德华爵士的仆人问他:

“你喝威士忌要加苏打吗?”

“不加,一大杯。”

福克纳上校接过仆人递过来的一个平底玻璃杯,将其中盛的半杯威士忌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递还给对方说:“再来一杯。”

这就是我和威士忌的第一次近距离隔空接触。从这个情节里我知道了3件事情:第一,硬汉只喝威士忌;第二,喝威士忌一定要用平底玻璃杯;第三,不加冰块或者苏打水的喝法更显男子气概。

大 学毕业后我去美国留学,发现美国人喜欢用可口可乐兑杰克丹尼,于是我买了生平第一瓶威士忌,如法炮制了一番,居然很喜欢那味道。不过我很快搬到了盛产葡萄 酒的加州,顺理成章地成了红酒迷,不喝威士忌了。后来我回国,和朋友逛夜店,听说北京夜店最流行的饮料就是芝华士兑绿茶,以及红酒兑七喜。朋友一脸鄙夷地 说,混夜店的都是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土老帽。我本来还想向他介绍一下可口可乐兑杰克丹尼的“美式喝法”,但犹豫半天没敢开口。

说实在的,芝 华士兑绿茶的喝法我直到今天都没见到过,但我回国前曾经去了趟阿根廷,亲眼看见当地人往红酒里倒苏打水,当时我也觉得阿根廷人暴殄天物,不可理喻,要知 道,阿根廷特产Malbec红葡萄酒一直以味道浓郁,气味芬芳而享誉全世界。可我的阿根廷朋友反问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们阿根廷人嫌Malbec味道太 重,故有此喝法。”

不知道为啥,中国人好像对洋酒的喝法特别在意,尤其是红酒和威士忌,有很多讲究。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威士忌培训班,某 家大公司专门请来一位威士忌大师教我们应该怎么喝威士忌。这位来自台湾岛的大师告诉我们,喝威士忌一定要用特制的窄口杯子,以便聚拢香气。喝的时候也不要 让威士忌在口腔中过多停留,而是要迅速地一口吞下,然后再慢慢品味从喉咙里冒上来的酒香。当时台下正好坐着一位在北京开威士忌酒吧的老板,他立即站起来表 示反对,他说他都是先把酒含在嘴里品味半天再咽下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威士忌所有的味道都体会出来。

好在两人后来在一点上达成共识,他俩都 认为威士忌最好干喝,不加水也不加冰块,这比较符合福克纳上校的风格。可不久前我去苏格兰参观威士忌蒸馏厂,一家著名酒厂的品酒师对我说,威士忌既可以干 喝,又可以加少量的水,这样可以让酒的香气更好地释放出来。他还建议我试试用巧克力来配威士忌,我试了几种组合,发现还真的有差异,如果配得好,绝对加 分。

在苏格兰的时候,负责招待我的是一位来自一家国际著名烈酒公司的威士忌品牌大使,她认为只要不过量,威士忌怎么喝都可以,无论是加绿 茶还是加苏打水,尽随消费者的便。我问她,这么喝不就糟蹋了调酒师们的劳动成果了吗?他们辛辛苦苦调出来一款威士忌,却被绿茶的味道破坏了,岂不会很伤 心?她想了一会儿回答说,也不尽然,真正好的威士忌,即使在绿茶里也能展现出自身的魅力。我还想和她争论一下,再一想,她是卖酒的,没有任何理由跟消费者 过不去。

去机场的路上,我问一位苏格兰出租车女司机,你是怎么喝威士忌的?她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一定要加水,否则的话味道太冲了,威士忌的韵味就都丢失了。

“不加水的人都是一群粗鲁的家伙。”她总结到。

我想问问她当初英国人为什么要在茶里面加糖和牛奶,把好端端的茶香给糟蹋了,但犹豫半天没敢开口。

不过,她的这番话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倒霉的福克纳上校,于是我又翻出DVD把那段情节重新看了一遍,福克纳上校喝的那杯威士忌呈深棕色,看来是一瓶高年份的名酒。一饮而尽后,福克纳上校又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一工作就不喝了,这可委屈了我的肝脏。我要死了,你得为我的肝脏举行葬礼。”

这话要是放到现在的某个电视剧里,一定会被人骂装逼的吧?
苦命的长臂猿
2012年一月9日13点19分 | 分类: 旅游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Lar Gibbons, Monkey Land, South Africa

哎,你说,我妈给我买的这副墨镜好看吗?不许说不好看啊,这是我妈从香港D&G专卖店买的,不是水货哦!
G1-s

那天我们所的那个狐狸精也带了这么一副墨镜来上班,我一看就知道是地摊货,可架不住人家骚啊,所里那帮男科员整天围着她转,快把我气死了。
G2-s

我跟你说,你可别说出去啊,别看那个狐狸精平时装文青,显得挺有理想的,其实特庸俗,有一回跟我说她将来的理想就是嫁个大款,吃香喝辣。
G3-s

她还特爱跟上面打小报告,背地里说同事坏话,我都忍了好久了。你说,男人怎么都这么没出息,见到漂亮姑娘就跟丢了魂似的,一点原则也不讲了?
G4-s

你说啥?我没听清再说一遍。叫我别管闲事?我是不想管啊,可架不住她老在你眼前晃悠,不管不行啊!
G5-s

你对这事不感兴趣?唉,你啊,就知道吃,一点也不关心我,算了不跟你说了。
G6-s

唉,这个世界上怎么找不到一个理解我的人呢?我真命苦啊!
G7-s
2011年终总结
2011年十二月26日23点52分 | 分类: 回忆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2011, 年终总结

1,今年又是一个出差年,先后去了日本、海地、多米尼加共和国、哥斯达黎加、埃及、约旦、突尼斯、德国、巴西、美国、苏格兰、英国、南非和莱索托,使得我去过的国家和地区总数达到了50个。

2,今年出差的主旋律是故地重游,先后2次去了四川和上海,以及3次德国,非常变态。不过我再次重温了几个我非常喜欢的地方,比如纽约、伦敦、科隆、柏林、爱丁堡、里约和伊瓜苏,很满意。

3,今年我连续第五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不过我觉得这个记录可以终止了。

4,今年最重头的一次出差是参加第50届费城民歌节,这个节对于我有重要意义,不过去了这次之后我终于可以说,我的乐评人生涯结束了。

5,今年我仍然继续关注环境问题和农业问题,先后写了《氮的问题》和《磷的问题》,以及关于垃圾回收和转基因农业的文章,还算满意。

6,今年插足了一下政治话题,搀和了中东巨变,做了埃及和突尼斯的报道,个人感觉一般吧,这块地方太复杂,我难以把握。

7,今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文章是日本地震的报道,那次出差印象深刻,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8,另一篇我感觉满意的文章是关于哥斯达黎加的《小国寡民的幸福生活》,通过这次考察,我再一次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多样,同时也再一次觉得那些普世派头脑太简单了,或者说,他们太懒了。同样,莱索托的主题也将是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这个稿子得等明年了。

9,今年我把《生命八卦》这个栏目保持下来了,而且感觉越写越有心得了。

10,今年我搬了家,购置了一套好的摄影装备,终于不能再用设备不好做借口了。贴一张我刚在莱索托拍的照片吧,请大家批评指正:
pony trek-s

11,个人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发现了单麦芽威士忌的美妙。

12,最后,今年我彻底成了微博控,博客写得少了。微博短小精悍,比写博客省脑子,和朋友交流也更方便。贴一首我今年新发现的最喜欢的歌吧:Duptribe-《Blackbird Song》:
气候变化报道没有善恶的逻辑
2011年十一月26日21点30分 | 分类: 科学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张志安, 气候变化, 访谈

刚 刚在松鼠会举办的媒体科学报道工作坊上做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讲座,现场一共有30多名记者,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下面趁热贴一篇我去年接受张志安采访 的录音整理稿,张老师当时是复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受媒体采访,张老师不愧是科班出身,提的问题逻 辑严密,思路清晰,内容全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值联合国气候大会德班会议召开之际,贴出来供记者朋友参考。(主文标题和小标题都是张老师加的)


许多质疑是因为记者过于自信

张:你在美国生活15年,然后再回到中国,这样的经历,会使你在报道气候变化时和其他记者不同吗?
袁: 完全不会。因为这不取决于我在哪生活过,更多是我的科学训练决定了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在法国留学一两年,结果会是一样。科学问题跟经济、政治都不一样, 政治和经济考虑的东西更复杂,不一定有个黑白分明的结论。但是气候,往往很多的结论是有的,起码主流是有的。再加上我的无知,在气候专业上,不够资格形成 我的判断,我一直遵循报道主流,没有资格对它下判断。

张:你刚才说所说的“科学训练”主要指的是什么?
袁:如果你做过多年的科 研,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是怎么思考的,它的判断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怎么判断出来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怎么一回事情,它有什么样的规则,同行评议是怎么一 回事,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判断一个科学选题,就会知道这个选题是谁说的,什么情况下说的,说完这个话,后面有没有列参考资料,这些都直接 关系到这句话的准确性。要说主流的话,如果IPCC 的报告出来了,IPCC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都是对的,哪怕最近出现了几个门,“气候门”、“喜马拉雅门”等。我说句不公平的话,媒体把这个无限扩大了, 因为这几个门犯错误的点是非常小的。IPCC第一部分讲科学现象的部分几乎没有错,没有人指出过错误来。“喜马拉雅门”和“亚马逊门”错误的地方都不是关 键问题,比如说“喜马拉雅门”是说2035年会融化,很可能是提前了20或30年,但是对人类来讲,它如果2085年化了也是很大灾难,这个不是根本的问 题,根本的错误。

张:概括来讲,就是你原来自己做生物的研究,经受科学训练,在你做气候变化议题的科学报道的时候,是不是为你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更完整的认知框架以及辨别、理解这样一个科学成果的理论背景?
袁:对。

张: 因为它内在的逻辑是相同的,评议的方法、研究的思路,包括你去看论文的时候,其实是很典型的理科思维,你也知道这个论文发展,什么大致上是权威或者非权 威,一看这个文献综述,也知道这个成果的脉络。不会像一个非专业出身的人,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得懂,所以有可能只关注结论,没有办法关注过 程。
袁: 举一个例子吧,我曾经买过一本书,是一个气候变化反对者的书,去查这个作者,标的名字也许是某某大学理科专业,甚至是气象专业的教授或者地理专家。但是你看他的论文,他不是搞这个方面的,即使他的头衔听上去很牛,也没有用。

张: 因为他没有前期的积累,我们很难相信他忽然间冒出来的质疑声音有公信力。一般的科学记者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专业性,还是平常工作的功利性,使得他 们不可能说对科技成果在脉络、谱系、框架中去理解把握,很多时候只能是迷信科学家,迷信某主流的刊物,比如说海外媒体做的一个报道,我们把它援引过来,更 多的是这样。
袁:对。海外的报道,就是科技的报道,我也会去查证。因为现在我们的科学信息来源都在网上。外语网站优点就是它会给个超链接指向原文,我都会把原文找出来看,起码看看摘要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判断这个记者引用这篇论文错没错。

张:你能基本勾勒一下你平常收集信息、获取信息源的方式方法吗?你会跟踪哪些网站,以哪种方式来订阅等。
袁: 《Nature》、《Science》、《科学美国人》、《新科学家》、《纽约时报》、《卫报》、《时代周刊》、《Discovery》、《The Scientist》。这些杂志全有网站。我基本上在家的时候每天必看。早上起来后,把所有的网站打开,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新东西,然后感兴趣的去搜索一 下。只看一遍的话,基本上至少要两个小时,如果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接下去的话,时间就很快没了。

张:刚才你列举的这些东西,对你平常做报道有帮助大吗?
袁:非常大。像我的文件夹里,比如说气候变化的理论,我可能积攒了有近百个网站。每个网站都会去点点看,过会儿把觉得有价值的文章进行链接,国外一般都会有这种。又比如说我突然要做这个,我会去看看以前积累的文章。

张:这里遇到一个问题,记者报道科学问题的时候,本身专业上有欠缺,更何况是这种本身存有争议的气候变化议题,在这里头,你用什么东西来说服自己说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判断,你更相信主流而不是非主流。
袁:IPCC 这个标杆,因为它毕竟是全球两千多个顶尖科学家出来的一个报告。这么说吧,一个学者忽然发表一个观点,严重违背IPCC的,我几乎先把它定罪为是假的,再 去看看它有没有一点道理。哪怕是中国最权威的一个科学家站出来说的这个话,这个事情遇到过,哪怕是中国的科学杂志说过的话,我也遇到过,都一比,然后再去 查,都出现过这种问题。

张:关于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其实有些人也不相信,包括做这个报道的人。比如现在搞商业报道的,觉得这个里面并没有所谓的科学,只有金钱、政治。
袁: 对。我现在已经积攒了差不多六七本国外出的讲气候变化科学的书。我已经看了其中的两本,还有三本在看,就是英文的,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也非常全面,从二 氧化碳讲起的书,给你把整个这个过程讲清楚,那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化学知识我都能懂,因为它面对的是比较大众的,全部能懂。你看过这两本书,如果再不信, 那么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讨论。如果你连这样一本基础的科学书都没有看过,就不信的话,那记者不要做了。

张:没有必要的验证过程、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单纯凭着感觉,就持一种怀疑论。
袁: 我曾经在博客里面写过,很多人误解以为这样的记者有探索精神、有质疑精神。我觉得这些记者最大的毛病恰恰是过于自信。他们可能觉得不要信主流,我们要怎么 怎么,不对!你这样做,你怀疑IPCC的(报告),后面的逻辑就是,你不相信大多数在这里面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的集体结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这样做。靠 直觉,靠本能,靠自己所谓的知识,去做一个判断,这个判断在气候领域里没有任何对的可能性。

张: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指出来,它也未必能够改变一部分同行的这种偏见,有办法改变这样偏见吗?
袁: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去信一个东西。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去信,我也不希望强迫别人信。只能慢慢地讲道理,通过博客、通过文章、通过对话慢慢去讲道理,只有这样。那不成也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成也没有关系,一个人反对,你写几篇文章又能怎么样。

气候变化问题等不了了

张:气候变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开看,你比较倾向于在前一个科学范围里谈,是不是?
袁:我比较擅长做这个,所以我更多的精力就花在这,但我非常承认政治、经济领域是不能用我这个思维来做的。

张: 那么有人马上就说,其实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做报道呢,就有自己专业领域的那套东西。比方说,在美国,往往会有那种媒体比较愿意去扮演一个挑战者或质疑 者,或者倾向于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因为他觉得这是种民主,或者变革。做文本比较,美国人那些质疑IPCC的报告的这些文章,他还是关注的。但是在中国 呢,很少看到,我们的报道比较多的是把这个东西当成既定的事实。
袁: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质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与两国的科学家的态度有关,中国的科学家从上到下是不敢说话的。

张:这个“不敢说话”指的是什么?
袁:就是在涉及到这样一个与政治和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的科学问题上,没有大牌科学家。这样说吧,现在说的比较好的科学家都是退休的,在职的科学家说不出来,我们采访过,有感觉,他的顾虑非常多。

张:顾虑什么?
袁: 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和经济,说错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对中国谈判代表团不利。在早期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根本也没有这么热,他们也不愿意出来说话。但是你现在 去看,相当多的报道提到了反对的声音,而且反对的声音很多是来自谁呢,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个里面转调了,可能他把这个看成一个政治问题, 把基调给定了,定了之后呢,底下科学家就不敢站出来说,敢也是因为讲的话跟上面的调子一样,就敢说了。

张:这个转折是不是跟哥本哈根大会密切有关?
袁:太有关了,我有一个采访,其实这个转折在科学家里面发动的蛮早,尤其是高级的,代表中国去参加联合国谈判的IPCC的人,中国在IPCC也有人,这些人早就收到上面的指示。

张:你说的这个转向,就是说要对这个东西表示适度的质疑,并且试图把这个往政治上引。
袁:对,这个全部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你会看到,中国的科学家受政府的左右,这是很好的例子。

张:回到刚才那个议题,你之前说气候变化本身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有质疑的声音你也不倾向于去报,是因为你觉得这些质疑的声音不够可信呢,还是你更想通过推动的这个角度出发?
袁:我觉得不可信。在写报道的时候,要报道最真实的事情。并不是我不信这些质疑的声音,才会不给篇幅,只是我通过调查,认为质疑的声音不够资格登上我这篇文章,所以不用你的。

张:所以其实你把我们平常在报道上的已经习惯的所谓形式上的平衡,看作是内在的实质上的内容是不平衡的,或者一种伪平衡。
袁:对。我绝对不相信所谓的平衡报道就是百分之百正确,有很多决定来判断你是不是平衡报道。

张:其实这么做,真的蛮难的。因为对我们来说,省事就在于呈现。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种习惯的话,你做出来的报道,因为你强调准确或者你相信这个科学,就不那么有冲突,那么好看呢?
袁: 是这样的,这么说吧,科学问题即使它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正确答案,不意味着它就不冲突。冲突很多时候是可以找到的,是可以用知识和技巧写得很好看、很 有戏剧性。但是同时传达出主流正确的观点,其实很看功力。也不是说非得让双方在文章里吵的不可开交,这个文章才有戏剧性。

张:你有没有也看过一些外国记者写关于气候变化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是说科学记者应该保持这样一种不确定性。
袁: 是这样,即使IPCC的报告,也没有说它百分之百会变暖。但是你去看IPCC的前四次报告,它的措辞越来越强,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模型算的越来越多,它 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比如说以前的50%的可能,到70%的可能了,现在已经到了90%了,说这个可能已经非常高了。那你要传递什么消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 有90%的可能性,是人类意识到地球变暖,而且很严重,我们有10%的可能确实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为这90%现在做准备的话,去赌那10%的话,就 像你赌钱,你是压90%,还是10%,那你肯定要压90%。这是一个逻辑关系。第二个逻辑关系呢,那就是你即使压了这90%,错了,最后那10%是对的, 你损失了多少呢?在我看来,几乎没有损失,因为不光是气候变暖影响你,石油快没了,煤快没了,再生资源耗尽了。从这两个逻辑去想的话,你都应该是去压 90%,压10%是百无一利,压90%是百利无一害,你压错了又会怎样?所以现在国家就应该要重视它,要投很多的钱、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再等等 看,等不了了。

张:可能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可以作为一种比较,报道气候变化和报道别的领域有什么差异呢?
袁:我觉得像很多其他报 道,起码以我的智力,很难百分之百定义坏人和好人,我没有胆量说这话。比如城管打小贩,假如我报道这事,我就不敢说这城管就是百分之百坏的。说实在的,也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结构制度的安排。气候不一样,气候基本上我是能下判断的,这个90%是错的。

互联网放大了劣质报道的影响

张:作为一个在气候变化领域里冲了这么多年的记者,你不觉得焦虑,或者痛苦吗?理性的声音发不出来,反倒是非理性的,误导的结论在。
袁:在现在的中国,只有慢慢来。说实在的,这也不是天大的事,你信了气候变化怀疑论,不能说明你是个坏人,我们还是朋友。

张:但是这一下子就抹杀了你一开始的那种期待:大家对这个东西要更多地相信,并且产生行动。
袁:那怎么办呢?我所能做到的是影响,你又不能强迫人家把稿子凑上去。

张:回到这个话题来讲,你觉得做科学报道,最好还是有科学背景。可我们现在搞科学报道的记者的比例,你判断,有科学背景的多吗?
袁:非常少,但越来越多了。像我在国外遇到的报道科学的人,比例是倒过来的。比如说我们这里有80%的科学记者是文科生,要倒过来。

张:我有时候对科学记者这个群体不了解,它没那么热闹,没那么多人关注,做这个报道岂不是很没意思?什么因素会让记者在科学报道这个领域走的时间长一点?
袁:做任何一个工作,都有枯燥的一面,但是我承认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就像你对待电饭锅,或者开车一样,多大乐趣也说不上,也宁愿花时间去海滩游泳,但是这是工作,你要付出这个代价,不能成天玩。

张:是不是中国的其他记者圈一样,其实中国的科学报道,气候报道这个记者圈,其实也是没有共识,没有共同体的。
袁:逐渐开始有。

张: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圈子啊,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从行业上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除了刚才讲的那个以讹传讹,信源不准以外,还会有什么问题?
袁: 我顺便还补充一个,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影响非常糟糕,假如我们这里媒体共同发出平均的声音,如果平均的被老百姓接受,那还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被 互联网放大了,而它放大的恰恰是差的。所以你去看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在哥本哈根期间做的那一些专题,每个网站全都是专题,而且那段时间点击率相当 高,我在哥本哈根期间,随时观察这四个网站的消息,他们把所有媒体中最弱、最差的报道放到首页,放大。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差和弱的媒体往往非常快,我 都还没写出来呢,他们早就发出来了。这样代价就是他的时间成本不够,于是就出这个问题。第二就是这些网站它的目的很简单,点击率。反主流、反IPCC、反 UN,然后爱国的,这样类型的文章全部被点了无数遍。

张:这些网站会说,好像说起来我们在迎合,或者在商业导向,实际上这也许恰恰说明了民意呢?老百姓喜欢这样的。
袁:科学跟民意没有关系。

张:甚至它可能用科学来纠偏,对民意进行引导。
袁:对。最近无数个例子,奶粉事件,小龙虾事件,这么说吧,最近新浪连续冒出科学事件,几乎全是误导的,比例相当高的媒体误导。

张: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要是就事论事而言,比如说关于奶粉、小龙虾,中国的多数记者,反正我接触的,都有反政府情绪,所以呢,他们基于对整个政府、整个政治的不信任,不倾向于信任所谓不发表的结果。你觉得他们错了吗?
袁: 当然错了,我现在不拿你当记者作要求,我当你以一个公民,都不对。原因在哪呢,你抱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你抱着好的想法,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会丧失可 信度,会误打好人。结果呢,是让你这一派人越来越失去可信度,而你的理想越来越被质疑,而你就越来越糟了。如果报道不准确的话,就等于把自己给毁了。

为中国谋利益不是记者的本职工作

张:气候变化跟国家利益是有关的。你相信一个记者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能跳出这种框架吗?能超越所谓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的框架吗?
袁: 只能尽量中立,因为它确实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利益。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在琢磨的时候,更多地报道中国相关的事儿,不要完全以中国的视角去看。原因在于你是个 记者,你的工作不是借这篇文章去拯救中国,或者为中国谋利益,能做到这一点的是政治家、民众和经济学家,他们看你报道的时候,他会去分析。所以你给他提供 正确的、平衡的观点,让他来做这个决定,才是你的职责。不是说你的文章挑动政治家去做什么,你没有能力,也不是你应该做的。

张:可是这里面有个难点,记者很少能够跳出所谓的国家利益的框架,站在更高的全球视野上来呈现这样一种利益差异,或者博弈过程。因为这好像忘却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
袁: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即使你有国民身份也没有关系,你报道平衡恰恰是最好的爱国。你这篇文章并不能说就能决策中国的决策,决策还是由中央来做,那你提供一个正确的情况,你告诉他现在发生什么,会帮助领导人去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张:但是我们的报道太容易受政治左右了,因为我们那个政治框架确定以后,基本上我们的媒体就在议题当中。
袁: 是啊,这也是问题,这就是我控制不了的。你说《人民日报》不可能按我这样写。所以你看哥本哈根的谈判,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都是中国作为正义的声音在那边遭受 的屈辱,然后我们还毅然捍卫,这个被美国人使了坏,这么一场本来可以出好的结果的回忆,被美帝国主义给破坏掉了。我们看国内新浪的报道,得出这种民族感 情,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种报道,然后政治家看了你这个报道,信了你这样报道,而去做出相应的政策改变的话,吃亏的是中国。

张:马上就有人会讲,你以为你可以超越国家利益,比方说美国新闻界,他们也超越不了,比如说关于伊拉克战争或者本•拉登,美国记者什么时候把拉登的声音和美国政府的声音平衡地处理,如果按你刚才这样的要求来做呢?你能说那些同行不专业吗?
袁: 第一你采访不到拉登,第二政治报道完全有另一套规矩,我也不懂,你让我去评价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资格,让我写本•拉登,让我写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我也不知 道怎么写。我觉得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报道,第一它本身就决定了不会像科学领域那么干净,第二就是这两个领域,哪怕在美国,也是左派占多数。左派利益往往是 跟老百姓利益相反的吧,冲突天生存在,造成这个领域非常混乱。在科学界、哪怕是中国科学界,都会有一个小团体,你写个傻报道,大家都会看出来,但是你写一 个伊拉克的报道,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不能说“错”,可是你写个圣元奶粉,错了就是错了啊。

张:科学本身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特质,所以你能够 回到科学本身规范的报道来讲,必然会强迫你自己,你得跳出国家层面,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展现冲突,展现差异,或者是寻求更本真的东西。但是政治就不一样, 而这个议题本身又这么容易和政治有关,想要在政治的角度中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感觉是超越国家的,所以这里面这个对象和你报道的路径本身可能也就确定了 你站在什么层面看问题。但是这还是等于说回到前面的问题,从科学出发又回归科学,坚持本位,实在是太难了,或者说是不太可能。
袁: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么做,真的。

张:你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么做吗?
袁:我看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新入行和没有理科背景的记者理解理科的思维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在最近五六年就可以看出来很多的转变。

任何类型的报道都需要自洽的逻辑

张:现在说说你的工作经历,你说你也做调查,还写专栏,那么气候的这块会占多大比例?
袁:10%。

张:就你的感受来讲,政治或者商业因素对你报道的影响大不大?
袁:非常小,《三联》是一个很讲究记者发挥个人能力的地方。可能他在记者团结或者协同做事,这个方面比别的媒体差一些,但是他鼓励你发展个性,鼓励你在某个行业说下去,比如说我做的报道,它无一例外都支持。

张:领导会给你派任务吗?比如说哪个广告商需要配合。
袁:我从来没被派过。

张:你为什么喜欢做记者?而没有选择别的职业,或者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工作。
袁:我觉得我可能其他职业也做不好。反正一开始回国后就做这个,一直很高兴。

张:很多人到你这个年龄,就开始觉得做记者就倦了,然后都转行了。你比较过吗,10%的关于气候报道的带给你的收获或者快乐,跟别的90%做其他领域的有什么不同吗?它实际带来给你的快乐和收获也是10%吗?从量来讲你把它定为10%,但是从质来讲,你觉得是怎样?
袁:我可能花的时间比10%多一点,我觉得就是对人类未来遗憾蛮大的。它比我其他的报道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你做个什么核污染,哪怕是地震,死那么多人的地震,你可能从长远来讲,都是小事,这是个大事。

张: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或者中国记者,或者中国当下普遍的文化和行事方式,谁关心三五十年以后的事儿,眼前行的才是最重要啊,凭什么关心大的东西。
袁:那你觉得你认同哪一个?

张:我当然认同关心大的东西了,问题是现实摆在那里,以小的以眼前的为主。
袁:现实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那你只有从你自己做起了,关心大事,慢慢会有很多人来,用你的行为或者你的语言去影响他。你也不用去考虑影响不影响这么大,你就说做你想做的事儿,就好了。你愿意关心大事情,觉得这很重要,那就去做,就去做调查,做报道。

张:你觉得这里面,哪个是你觉得是起主导因素,是因为做了这个领域从事了,所以再型塑了一个人去关注大的事情,还是一个人骨子里是一个大情怀的人,所以他才去做,哪个是主要的?再深刻探究一下,什么东西会深刻影响一个人,让一个人从骨子里更加喜欢大的事呢?
袁:这个真不好说了。跟他的生活经历、视角都有关系吧。比如我可能出国出的多了,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见过很多东西,知道中国实在只是一小块,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的,所谓地球是平的还是什么,很多概念就会很鲜活地在你面前出现。

张:关于气候变化报道这个领域,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袁:就是有一条吧,敬业。很多东西归根到底就是敬业。当你做一件事情,你尊重这件事情,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很多东西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然就会出现在你脑海里面。你有很多想法,或者三心二意、混日子,就有很多因素造成你不在乎这件事情,那各种毛病都会出来。

张: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其实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投入,关系也不太,但是你要有一个态度,也要有一个方法论做气候变化报道。这个东西要比别的都重要。如果把气候变化报道归入科学报道,它跟一般类型报道的不同可能就在这里。你说社会新闻,热情多重要。
袁:但是社会新闻应该也有自洽的逻辑。自己能说服自己的逻辑,就不光是热情,热情是没有逻辑的。

张:社会报道很多时候是善恶逻辑。
袁:气候报道实质上没有善,它的善是要为人类服务,但是说到国家、企业就没有了。

访谈/张志安 整理/平措卓嘎

关于阴谋论的阴谋论
2011年十一月22日05点15分 | 分类: 科学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Merchants of Doubt, 怀疑论, 环保, 铅笔社

是 人就有两面性。公开场合谁都会说,讨论问题要摆事实讲道理,但私底下,好多人都在偷偷玩儿阴的。这也难怪,谁都有辩不过对方的时候,如果心态不正,输不起 的话,在原始社会还可以约着打一架,现在文明社会了,只能走下三路,要么公开造谣,要么背后说对方坏话,但最阴损的一招,就是散布阴谋论。

我 很讨厌阴谋论,一方面是因为散布阴谋论的人都自以为高人一等,掌握了别人没有掌握的“秘密”。另一方面,散布阴谋论是一种很糟糕的争论方式,它让原本很正 常的讨论偏离了轨道,最后往往双方都忘记了讨论的初衷是什么。而最糟糕的一点,就是阴谋论往往特别好使,这就逼得另一方也不得不降低身份,也用阴谋论去攻 击对方,最后演变成泥浆摔跤,无论谁胜了都是一身泥。

话虽这么说,可我越来越发现,有时候还真的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尤其是讨论一些重 大问题的时候,必须放下身架,和对方死拼,告诉他们:爷不是好欺负的!比如转基因农业,常年受到绿色和平组织、毛党和相当一部分媒体记者和公知们的阴谋论 式攻击,在中国几乎变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东西。可这项技术不但能造福农民,还能造福环境,如果听任这帮人造谣,最终受损失的是整个国家。所以,当那些反对 者指责我是为美国大公司服务的时候,我必须站出来揭露他们的小算盘,明确告诉公众:阴谋论背后也是有阴谋论的!

以下依次说明他们的动机都是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为了蛊惑公众,从而获得更多捐款;蒋高明之类科学家:为了推销自己的所谓“有机农业”产品;少数媒体记者:为了多卖报纸;部分公知:为了把自己树立成“道德英雄”;毛党:为了反美,他们什么龌龊事都干得出来。

当 然,上面这段反击太简单了,我再来说一个高级的。两位美国科学史作家Naomi Oreskes和Erik M. Conway去年出版了一本非常好看的书,叫做《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这个书名有点拗口,翻译成通俗语言就是:阴谋论者通过向公众散布怀疑论,从而达到反对的目的。
Merchants-of-Doubt

那么,他们反对的是什么呢?书中列出了以下几条:酸雨、臭氧洞、吸烟有害、气候变化、蕾切尔·卡森……这些都是被妖魔化很多年的环境和健康问题,这本书的作者用了5年时间研究了各种历史资料和文献,找出了妖魔化背后的黑手。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都是同一拨人!

必 须指出,每一个环境和健康问题的背后都有一些明显的黑手,比如攻击吸烟有害结论的人背后都有烟草公司撑腰,攻击气候变化的人大都从化石能源公司领支票,等 等。不过这些都属于小儿科,一旦被揭露出来,公众很容易辨别真假。但所有这些阴谋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更阴险的黑手,普通民众很难辨别真假,这就是乔 治·C·马歇尔研究所(George C. Marshall Institute)。这个研究所成立于冷战的鼎盛时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里根政府制定“星球大战”计划。该所雇佣了一大批物理学家,很多人都在物理 学界做到了很高的位置。

该书列举了很多案例,详细分析了他们所使用的策略,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去看书吧。总结起来,他们的招数就是那个拗 口的书名,即通过制造怀疑来达到目的。相当多的案例证明,制造怀疑是最有效,同时也是最容易实现的手段,因为普通老百姓都喜欢阴谋论,这是人性使然。媒体 也喜欢制造争论,只有这样才能多卖几张报纸。

不过,怀疑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制造出来,必须满足很多条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怀疑贩卖者必须 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家,只有这样才能骗过公众和媒体。(插一句,这本书讲的是美国,在中国根本不用这么复杂,任何一个名人都很容易操纵媒体达到自己的任何目 的)那么,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科学家呢?该书作者列出了马歇尔研究所的“四大金刚”,他们分别是:

Fred Seitz,原子能专家,前美国科学院院长,前洛克菲勒大学校长,原子弹设计者之一:
Fred Seitz

Fred Singer,火箭专家,第一任美国国家气象卫星服务机构(National WeatherSatelliteService)主席,曾任里根政府交通部首席科学家:
Fred Singer

Robert Jastrow,天体物理学家,前NASA戈达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长:
Robert Jastrow

William Nierenberg,物理学家,前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Scripps Institution of Oceanography)所长:
William Nierenberg

怎么样,够级别吗?如果你是一个记者,你敢保证不被他们唬住吗?

接 下来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帮顶尖物理学家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在环保和健康领域制造阴谋论呢?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呢?我在该书的最后一章找到了答案。 作者认为,这四大金刚全都是坚定的反共人士,生平最恨的就是共产主义。冷战胜利后,他们希望能巩固成果,而在他们看来,环保主义者就是一群“西瓜”,意思 是外绿内红。他们认为环保主义者骨子里都是一些左倾人士,试图通过宣传环保理念来达到颠覆资本主义的目的。

环保和资本主义这两件事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两者确有些内在的联系。资本主义拥趸信奉自由市场,而前文提到的那几个环境和健康问题恰好都是市场失败的经典案例,这就是为什么环保主义者主张政府出面干预市场,这就等于触到了前者的命根子。

金 融大鳄索罗斯曾经发明了一个词描述这些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Free Market Fundamentalism)。他们不但相信自由市场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案,而且相信自由市场是保证个人自由不被侵犯的唯一方案。虽然后者已经被很 多历史事实证伪了,但这不妨碍他们继续相信自由市场具有无穷大的效力。换句话说,他们所相信的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理论体系,而是一种宗教信仰。

也许你会问:什么样的人这么热爱自由市场呢?答案其实很好找,网上非常活跃的铅笔社就是典型。在当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铅笔社在普及经济学知识和自由市场价值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必须肯定。但他们的原教旨本性导致他们盲目地和环保主义者作对,这是他们的败笔。

据我所知,《Merchants of Doubt》这本书已经翻译成了中文,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能出版了。
听牟森讲非虚构写作心得
2011年十一月14日01点34分 | 分类: 未分类, 转帖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牟森, 读库, 非虚构写作

著名的《读库》拖拉机牟森老师4年前答应老六写一篇关于张大力的文章,结果4年之后才终于快写完了。为了督促他赶紧收尾,老六邀请牟森在人大给读者讲述自己在非虚构写作上的一点心得。牟老讲的比较随意,我也就随便录了下来,贴到这里供感兴趣的同学们参考:

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讲座的主题叫做“干一票小的”,意思是说,别老想着干一票大的,应该从小的做起,大的都是由N个小的组成的。总之,做事情要有耐心。

二,当你对一个词汇的含义模糊不清的时候,可以去查查英文原文。比如“记者”这个词在中文语境里有股子正义凛然的劲头儿,但在英文里Reporter就是搬运工的意思,所以记者其实是个蓝领工作,你能把信息传递清楚准确,就是胜利。

三,什么叫做“深度报道”(又叫“大专题”)?这个词的英文叫Feature,牟森认为这就是“有画面感的新闻”。这个词的英文词根是否有这个意思我不太清楚,但这个解释挺好。

四,写新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尽量接近核心信息源。三联的李鸿谷也经常说这句话。

五,非虚构写作切忌文学化,也就是说切忌写成“报告文学”。好的文章(电影戏剧也是如此)都是有某种特定程序的,应该向工程师那样对待写作。所谓“工程”,工作的程序是也。

六,写文章有五个步骤,第一步最重要,就是确定主题。而主题必须能用一句话说清楚,否则就不是主题。
为什么要保护大熊猫?
2011年十一月9日11点51分 | 分类: 旅游, 科学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答案一,大熊猫可爱。

真的是这样吗?我前几天去了趟四川省峨边彝族自治县黑竹沟保护区,那里的村民告诉我,大熊猫每年冬天都会下山抓羊吃,还会翻垃圾堆找猪骨头啃。野生的大熊猫也不咋地,不但掌握了一边吃饭一边拉屎的神功,甚至还会一边睡觉一边拉屎!这么个邋遢鬼你还觉得它可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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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大熊猫粪便,闻上去有淡淡的清香。)

答案二,大熊猫是濒危动物。

这 在几十年前当然是没错的,但是有人说,目前野生大熊猫约为1600只,已经不那么濒危了,不用再花大力气保护了。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大熊猫仍然面临很多危 险,比如竹子大面积开花导致大熊猫断粮。这事过去也经常发生,但大熊猫可以搬到别的地方找没开花的竹子吃。现在低海拔的地方都被人类占了,大熊猫基本上都 被赶上了山,很难再迁徙了。再比如,目前的野生大熊猫被人为地分割成了18个种群,种群内的近亲交配现象非常严重,部分种群面临着灭绝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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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为黑竹沟保护区巡护人员,彝族人李时黑布,他们每年都要巡山几十次,密切监视大熊猫的生存状况。)

答案三,大熊猫是生态群落的指标动物。

这是很多环保人士挂在嘴边的理由,但你想过没有,大熊猫为什么是指标动物?大猫熊的生存状况为什么能够作为衡量一个生态系统好坏的标准?这里面有大学问。

答案四,大熊猫要保护,但圈养在卧龙保护区就行了,因为大熊猫离开人类就没办法生活,放出去太危险。

这也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我只想说一点:大熊猫已经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活了几百万年,比人类的历史要长得多,大熊猫不是离开人就没办法生活,而是正相反,没了人会生活得更好。

答案五,大熊猫可以先在卧龙人工繁殖,然后再择机野化。

估计有不少人想过这个办法,但大熊猫是巢域动物,野生大熊猫应该是怕人的,这两条决定了大熊猫野化将非常困难,得不偿失。

答案六,大熊猫与人争地,当然应该先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再考虑大熊猫。

这话对,但为什么不能两全呢?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正在做的替代生计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也许再过几年当地人就主动把山林让给大熊猫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细节,请关注本周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是温州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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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歌:彝族老大爷弹奏二弦琴,弹着弹着红歌旋律就出来了:

中国的乡村,其实是左右并存的,任何一方的话都不能信。
旅途中的陌生人
2011年十一月1日16点40分 | 分类: 旅游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DAAD, 海德格尔, 烟斗, 路易斯

最 近几次旅行都是跟团,很久没有一个人单枪匹马杀出去了。但我发现跟团也挺好的,可以遇见各式各样有趣的人。上次去德国就遇到这么一位,他名叫路易斯,来自 墨西哥,是团里年纪最大的记者,总是第一个举手提问,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后来我发现他居然还会说德语,而且据同行的人说他的德语其实更好,完全没有口 音。

“我还会说法语和意大利语呢,当然这两种语言没什么难度。”他说。

有一天晚饭他坐我对面,吃完后从怀里掏出一个黑色小包,里面居然是一只烟斗。

“一个男人必须学会抽烟斗,它能帮助你思考。” 他对我说。

“可是抽烟有害健康啊。”我回答。

“我知道,可这是我多年前养成的习惯,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呢,想听吗?”

“当然想啊。”

于是,路易斯一边装烟丝一边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烟斗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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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是1968年,路易斯18岁,只身一人从墨西哥来到慕尼黑读书,专业是化学。当时天下大乱,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造反,渴望去当嬉皮士,他有个同班同学非常 想跟男朋友一起去流浪,便托路易斯把自己刚生下来不到6个月的孩子送到奥地利她母亲那里。当时路易斯刚学会开车,照顾孩子更是一窍不通,等他花了一天时间 终于开到奥地利后,俨然成了一个老司机兼换尿布高手,兼任婴儿奶粉配方专家。

同学的母亲在奥地利开了家小旅馆,路易斯便住了下来。第二天他发现休息室里有个老人在和房客下象棋,便过去凑热闹。他本人是个业余高手,自认为棋力了得,谁知这位老人一边看书一边把他杀得溃不成军。

下完棋两人聊天,那位老人一边装烟叶一边给了他一个忠告:“一个男人必须学会抽烟斗,它能帮助你思考。”

原来,这位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他被公认为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当时已经快80岁了。

martin_heidegger

那天晚上,两个年龄相差近60岁的人通过一盘棋成了忘年交,在那个位于奥地利山谷中的小旅馆里聊了很久。这次邂逅让路易斯茅塞顿开,毕业后他回到墨西哥当了一名环保记者,迄今为止已经出了8本书,同时还担任着多家电台和电视台的环保顾问,是墨西哥很有名的一位环保活动家。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我刚出生。43年后的今天,我变成了路易斯,而路易斯则变成了那个抽烟斗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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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歌:Duptribe-Blackbird Song:

Oh Mr. blackbird sitting in the tree坐在树上的黑鸟先生
Why don’t you came down and sing to me快下来给我唱首歌吧
About all the people that you see给我讲讲旅途中遇到的
As you travel down the world那些陌生人的故事
蓝色革命
2011年十月28日18点06分 | 分类: 广告, 科学 | 由 土摩托 | No Comments »
Tags: 制造业, 德国, 环保, 蓝色革命

先来看一段片子,是我两周前在德国Festo公司拍的Smartbird试飞的场景:

这 只“聪明鸟”是该公司仿生部门研制的机械鸟,全部由碳纤维制成,翼展约2米,重450克,靠一节手机电池可以飞20分钟。这是人类制造的最像鸟的人造飞行 器,完全模仿海鸥的飞行动作。制造这只鸟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目的,它不如喷气式飞机平稳,飞行速度也不够快,换句话说,完全由人类工程师凭空设计出来的喷气 式飞机在实用性方面远胜大自然。
Rainer Mugrauer-s
(上图为聪明鸟的设计师Rainer Mugrauer先生)

但 是,大自然有一点胜过了人类工程师,那就是效率。这个优点在化石能源时代不那么重要,但在低碳时代就显出了巨大的优势。Festo是一家制造工业自动化设 备的公司,他们花大钱制造机械鸟的原因,就是为了向动物们学习怎样提高效率,然后把学习心得用到未来的工厂自动化设计之中。

这个思路已经有了结果,请看下面这个录像,这是Festo公司模仿象鼻研发出来的机械手:

该 公司研发总监Peter Post认为,人类自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后经历了5次大的技术革命,每一次革命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第一次革命发生在18世纪末,以机械化生 产为标志;第二次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期,以铁的冶炼技术和铁路的出现为标志;第三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以电的出现为标志;第四次革命发生在20世 纪中期,以电视机、喷气式客机和计算机的出现为标志;第五次革命发生在20世纪末期,以互联网的出现为标志;第六次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其标志就是‘可持 续’理念的出现与流行。这个概念为制造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谁能抓住这次机遇,开发出高能效、低污染 的生产技术,谁就能在下一个50年里称雄于世界。

这第六次革命,应该用何种颜色作为标记呢?

我这次德国环保之行本来叫做 “德国绿色生产技术之旅”,但我们访问的近10家德国制造企业不约而同地说,他们并不认同绿色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一种中世纪的味道,它反对工业化,反对经 济发展,试图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他们认为这些理念都不太现实,所以他们决定换一种颜色,称其为”蓝色革命“,其宗旨就是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提高工 业化大生产的效率,尽可能节省资源,为我们的后代留下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

这一思路改变了工业界的评判标准。美观、方便、实用、低成本等等等等旧的标准都要让位于”可持续“这个理念,以”对环境友好“作为新的黄金标准。谁能最大可能地满足这个标准,谁就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他们称之为”蓝色竞争力“。

这 个概念是今年刚刚提出来的,正迅速得到欧洲制造业的集体相应。他们的目标显然是针对目前在德国十分盛行的绿党,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环保组织。其实,我这次 采访的工业界人士大都认同绿党的理念,只是在实现目标的途径上有区别,但我采访的绿党环境政策发言人、现任国会议员Hans-Josef Fell先生却对蓝色的概念嗤之以鼻:

“这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而发明出来的新词,为的是给自己贴上一张环保标签。以前我们还有 个词用来形容这种给自己贴标签的行为,叫做‘洗绿’(Green Washing),意思是一样的。与此类似的还有‘低碳战略’(Low Carbon Strategy),这个词听上去不错,可它的背后代表了核电、煤炭气化、天然气、碳捕捉与碳填埋(CCS),以及提高化石能源能效等传统行业的商业利 益,同样是不环保的。”

这次采访是在一家餐厅里一边吃饭一边进行的。席间我们又谈到了转基因农业,Fell先生同样坚决反对:“全世界每年产出的粮食完全够吃了,解决饥饿问题根本不用提高粮食产量,只要把德国人每年浪费的粮食送到非洲去就行了。”他说。

说完,他放下吃了一半的午餐,坐着一辆黑色奔驰车走了。

(我根据这次采访撰写的《蓝色革命》一文刊登在本周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上,封面是”湄公河的毒王与赌王“,谢谢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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