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Pastehas never been so t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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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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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革命
(2011-12-23 06: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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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甚至是有能力在互联网上阅读到这篇文章的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冬至回读者问之一,完。
说民主
(2011-12-24 17: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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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说民主
(2011-12-24 17: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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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小破文章一篇
(2012-01-16 04: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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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回头检查了一下文章,我发现人真的不能和小人动气,会直接降低你的产品质量和智商。因为一直有人在诽谤说我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或者我幕后有团队帮我策划帮我创作并推广,我无法证明我没有做过的事情,所以从来不辩驳,但这两天走在街上还有人问我我的团队是哪里找的,他们也想找一个。今天遇见一位朋友还问了我,你的文章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写的,甚至晚上还有我的初中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年底了,要借我写作团队里的人给他写点东西。我是一个特别看重职业操守的人,这已经触犯我作为写字人可以容忍的底线。我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亲手写下的,我无法证明,又特别不想回应那些人,所以我觉得非常困扰。有时候,清者是无法自清的,你不洗,也许一辈子要背着别人泼的墨。我不说清楚对不起我自己,也对不起我的读者,会害他们遭到奚落。今天我写下这篇近年最烂的文章,不得不对这些诽谤做一个总的回应。因为写的烂,几乎从不修改文章的我从1点多修改到了早上10点多,还是烂。下面请欣赏一个其实还不错的作家由于过度愤怒,发挥失常的作品。)



首先说说我自己。我至今没有经纪人,偶然有些事情,也是好友金波或者我家人代表我去接洽,这点所有和我有合作的地方都了解。我甚至没有一个助手,实在需要帮忙都是我拉力赛的领航员孙强临时顶替几天。我出席任何场合排场最大的时候也就两个人。

至于说我有一个写作团队,我想如果我能藏一个如此厉害的团队十年不被外界发现也不错。

至于我还有一个“策划宣传团队”——路金波负责代理我的很多图书版权,金波和我这些年起起落落,他也是我最信任的挚友,经常出来帮我说话,以至于很多事情大家都以为是金波在为自己的利益而炒作。而事实上,我最近卖的最好的两本书《独唱团》和《1988》由于种种原因都是在其他公司出版,而且那两个公司都是金波的竞争对手。这其实已经可以说明一些事情了。图书行业不比娱乐行业,一本畅销书的利润不过百十来万,所谓图书的炒作真是外行的想当然了,一本重头书的宣传费用一般就几万块,很可怜的,大家就不用太大看这个行业了。

所以就悬赏,凡是有人能例举出身边任何亲朋好友属于“韩寒写作团队”或者“韩寒策划团队”,任何人接触过或者见到过“韩寒写作或者策划团队”中的任何成员,任何人可以证明自己为我代笔写文章,或者曾经为我代笔,哪怕只代笔过一行字,任何媒体曾经收到过属于“韩寒团队”或者来自本人的新闻稿要求刊登宣传,任何互联网公司收到过“韩寒团队”或者本人要求宣传炒作的证据,均奖励人民币两千万元(20000000元),本人也愿就此封笔,并赠送给举报人所有已出版图书版权。之所以用这样幼稚的方法来说事是因为我没有办法证明我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因为我没在大家眼皮底下写,就算我在大家眼皮底下写,阴谋论者也能说我是在默写。这种有罪推论的诽谤其实是可以推及到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作家身上的。所以,既然说我有写作团队,有策划团队,有代笔,人总有生活圈子的,这些人总要吃饭聊天见朋友,策划联络发邮件,总有人知道这些事,这笔钱不小,我砸锅卖铁能凑齐,再深的团队都能被挖出来了吧,条件看着也不高,就看有没有人能领走了。我无义务自证,也无能力自证,你既然怀疑我,拿出证人证据来,领走两千万加我的所有版权。如果造谣者你拿不走这个钱,那休怪我可能想弥补一点点我的名誉损失。

总之我出道十多年,堂堂正正,光明磊落。我对得起这八个字。我对得起的的职业道德。作为一个写字人,我从不玩阴的,从不做亏心的,我没有任何把柄在任何人手里,所以我敢把话说这么绝。从近年几乎从不回击他人的质疑和辱骂,但这次的确突破了我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忍让的底限。不说谎的好处就是不用费脑子记,不做假的好处就是什么都敢赌,我奉陪到底,造谣者,敢不敢玩?

这位朋友还质疑我为什么一直在比赛的那一周发表文章,怀疑我的精力。首先,我们比赛要提前一周去报到和准备,但比赛往往就是周日那么半个小时,拉力赛可能稍微辛苦一点。在外地往往是县城,没有了在上海可以一起玩的朋友和家庭,闷在酒店,百般无聊,只能写作。不光光我的个别博客文章,甚至《长安乱》《一座城池》《1988》的大部分都是在我比赛的空余完成的。一回到上海哪还有这么多空啊。这点我早就在很多采访里说过。这位朋友还质疑我为什么第二天有比赛,当天晚上一点多还在写文章,我只能告诉这位朋友,你只证明了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和精力。也许你抬手摁电梯都喘,但有些人就是跑一万米也轻松。愿这位朋友多锻炼身体。哪怕只是从阴暗潮湿的角落里走出来多晒晒太阳对身体也有好处。也许终有一天,你也能像我一样,写到半夜一点钟。作孽啊,这都快凌晨五点了,我一早还有事呢。修改这一句的时候,已经早上八点四十五。我只能直接去工作了。这肯定又突破你对人类的认识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挺高兴的,因为你让很多人觉得,我一个人做的这些工作,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下面是广告时间。

团队没有,乐队来了。独唱团解散了,但人其实都没走,去年我们偷偷摸摸又做了本杂志,不署名我主编,但是依然失败了,编了本书,还是失败了,由于连年亏空,我们可能要将办公室搬往我的老家亭林镇,那里八百块钱租可以一个两层楼。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我发现大家居然都会一些乐器,所以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正式隆重的宣布原独唱团杂志社的班底转型为“亭林镇独唱团”乐队。我们正努力排练,争取超越一般大公司的员工年会水平,请大家期待,但不要期待过高。我们的微博是 @亭林镇独唱团


由于还有人质疑我的文章是我父亲代写的,我最后说几句,我从小喜爱写作,深受我父亲的影响,我父亲一直在《故事会》上发表中短篇的故事,还在好多报纸上发表过文章,常看到署名我父亲的文章,使我的童年充满自豪。我跟他练字和读书,还和他学摄影。无论是技能和做人,我父亲教会我很多。他一直没有入党,无法改变现状,也不愿同流合污,而且宁愿为此放弃升迁机会。他几乎不托人办事情,不靠人际关系混社会。他是我们上海市金山区里最有才华的人(当然,那是因为我已经不住在那个区了)。我的父亲是文革后第一批考取大学的人,当时他入选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但没上一个月就因为肝炎被劝退,于是他在家自学全部课程,依然获得毕业证书。但他开车水平稍臭,曾经年三十晚上雪地失控撞护栏,也曾经倒车撞到车头。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一直为我的父亲感到骄傲。这充分的证明了一个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如今我也是这样希望我自己能为我女儿表率。我的父亲最近爱上了微博,依然才华横溢,不过仅次于我。在此也向大家隆重推荐我的爸爸, @韩仁均叔叔。

最后,我要引用范冰冰老师的一句话作为结尾,我挨得住多深的诋毁,我就经得起多大的赞美。
正常文章一篇
(2012-01-18 16:5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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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各位亲,朋好友,首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由于怒气已消,喜上眉梢,所以我的水平又恢复了正常。一些朋友劝我,说不要回应这些无聊的质疑和抹黑,我说不行。因为我是一个对职业道德的遵守有着近乎洁癖的人。中国的拉力赛,很多赛员赛前都会违规提前熟悉赛道,甚至提前一个月住在赛道里练车。虽然这个行为已经法不责众,但是因为我觉得违背职业道德,依然坚持八年不提前勘路,结果导致我每次拉力赛的一开始都会很吃亏。但我依然坚守此道,并获得冠军。所以,当有人说我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时候,我必须反击。我知道这么多年有很多人看我不顺眼,这次他们会借着“质疑有理”和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会遇到的无法自证的尴尬,用力起哄,奋发传播。我可以不予理会,但我不希望一路陪伴我的读者在饭桌上遭人嘲笑,也不愿意我的女儿以后被人问起说他爸爸的文章不是自己写的。她的父亲可以做家务很笨拙,做生意很失败,写文章很差劲,但必须是有诚信的。这次正好方舟子老师也加入了进来,我正好一起做个总结回应,因为这不是值得不值得理会一些无聊之人的问题,而是我开始觉得好玩了,而且我也可以给大家讲好多的故事。



方舟子先生说,我删除了06年至07年间的文章,并质疑我为什么一边悬赏一边删除文章。

事实上我不止删除了这些文章。08年3月份的时候,我的杂文集《杂的文》出版,里面的文章大部分都摘录自以前博客。我保留了以前的文章一些时间,以方便不想买书的读者阅读,然后在08年的5月份左右,我删除了所有以前的文章,因为要照顾到出版社包括我自己的利益。我也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整理一下博客,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刚使用博客,留下了很多类似聊天室水平的文章,回头看非常的幼稚。我想一个作者是拥有删除和修改他自己文章的权力的,尤其在一个提供给大家免费阅读的平台上。况且那是08年的事情。方舟子先生用了“一边…一边…”这个句式,诱导读者以为我好像在昨天删除了以前的文章,要么不够严谨,要么别有用心。

方舟子先生说,我有一篇回应郑钧的文章在郑钧发表文章之前就发表了。这个有问题。

的确。怪我太聪明了。在经历了白烨一战以后,我已经大致知道了打笔仗的路数和对手的套路,所以开始幼稚的追求秒杀对手。也就是说,设想好对手会怎么回应,并事先把文章写好,存在草稿箱里,等对手发表文章的一瞬间,我就发表自己的文章,让对手和观众惊为天人。一想到我即将要被网友们夸为料事如神,我睡觉都在为自己的这个创意而偷笑,并一直等待时机。郑钧先生不幸变成了我的第一个试验对象(在此要向郑钧先生道歉,因为我后来听到了他不少好的音乐,觉得当年有些没有必要)。我刷了郑钧的博客很久,以追求瞬间反驳的效果。都不见郑钧的动静,郑钧先生发表文章的时候,我正在开车,当时的科技不如现在,不能用手机来操作发表,人想要显掰的时候总是刻不容缓的,为了追求效果,我马上联系了我在电脑前的朋友,告诉了他博客的密码,并让他帮我修改了两个错别字迅速发表。但是天算不如人算,由于当时的新浪博客技术有缺陷,存在草稿箱里的文章如果发表,时间居然是按照存的那一刹来显示的。这个BUG很多新浪博客的老用户都知道。于是便导致了郑钧还没写文章,我就已经回应他了。这个乌龙在当时直接被媒体批评为我和郑钧联手炒作,手法拙劣,连口号都没对齐就上来丢人现眼了。郑钧先生躺着中枪,我深感抱歉。

至今还有不少朋友有我的博客密码,因为我“的地得”不分,错别字也多。这个是我的写作特点,如果方舟子和麦田不懂得什么叫写作风格的话,那么也可以通过这个特点来判断我的文章是不是我写的。当然,你要是嘴硬说这是团队故意留的标记,那我也没办法,这世界上,什么器官硬都不如嘴硬。随着读者的越来越多,我觉得应该尽量修改掉一些错别字。我的太太,新浪的编辑,我的一两位好友都有我的密码。如果这也算“团队”,那么这就是“团队”。在这里介绍两位朋友来证明自己。首先是新浪的工作人员@大鸟kiki,然后是认识我超过十年的同学@马日拉。他们都进入过我的博客,见过我草稿箱里不少等待发表的文章。2006到2008,那个时候我刚写博客,所以写了很多生活琐事和比赛记录。2008年以后开始几乎不写生活,希望每一篇都是高质量的杂文,最近更是连比赛也不提了。我想作为一个作者,这么做没什么问题吧。

方舟子先生说,我在17岁就会引用拉丁文@#¥%⋯⋯¥⋯⋯&,我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是的,十七岁的我很幼稚,当时我崇拜钱钟书,梁实秋和陈寅恪。我从小喜欢阅读,小学的时候我的阅读量已经超过了五百本课外书。当然都是一些少儿科普和童话寓言,我几乎每两个晚上都要看掉一本书。到了初中高中,我拼命的读各种书,这点我的同桌和老师都可以证明,到了高中更加病态,彻夜阅读《管锥编》《二十四史》《论法的精神》《悲剧的诞生》。我的同学都有些不解。幸好,我没有成为书呆子,因为我一直在恋爱。其实这些书我读的也是一知半解,而且我当时也经常指责同学读书太少,聊天起来没有营养,就像现在很多专家指责我读书太少一样。所以现在的我能深刻体会到同学们肯定觉得那时候的我特别讨厌,特别傻逼。正如同刘瑜老师所说,才读了几本书的人通常是最喜欢叫嚷和笑话别人读书少的,而真的读了很多书,便能会学会谦卑和宽容。为了显示自己读书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地方,用在文章里和第一本小说《三重门》里,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教授大为震惊,觉得我旁征博引,其实我只是有多少存款花多少钱而已。少年总是特别希望自己是老成的和高深的,就好比以前有一个傻逼给我女朋友写英语情书,我居然没看懂,因为把爱情说成“love”总是太肤浅了,讲成“affection”自然显得有文化。《杯中窥人》也是这样一篇文章。在2005年之后的很多采访里,我已经反思并嘲笑自己说,那是一篇很装逼的文章,《三重门》是一本很装逼的书。自从那以后,我写文章几乎没有再掉过书袋,阅读也开始从著作转为资讯和科技。所以当我看见一些六十岁的专家用各种我十六岁的时候就读过的书(尽管现在几乎全忘记了)来砸我的时候,我常常暗笑这太幼稚了。人总是这么成长的。不过在此我还是要告诉读者,不阅读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的,适当和恰当的阅读对于人生有着巨大的帮助,那些号称自己不读书的作家,你不要去相信他,这就像运动员喜欢说自己其实从来不训练一样。但那些动不动说你读书少的人,你更应该暗暗的笑话他,因为职业运动员从来不笑话那些运动的爱好者水平差,只有那些爱好了很多年依然是一个初级爱好者的人才会这样做。

方舟子先生说,《三重门》的书名是什么意思我在采访中说不知道,反而我父亲记得。

《三重门》的名字来自《礼记.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过矣乎"。这是啥子意思呢,朱熹批注了以下,三重就是礼仪,制度和考文。虽然郑玄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但我当时的确是以礼仪,制度,考文为释而取的书名。为了如何让书名显的有文化一点我反复的思量,终于才有了取自《礼记》的一个书名,而且这两个字往前其实应该追究到《周礼》。诸位觉得装逼么,于是我在之后的采访中便不好意思再回答。而那次采访,我完全是不想搭理一帮笨蛋,就像我这次打心底不想搭理另一帮笨蛋一样。至于我父亲,他为我骄傲,他也不会察觉到我的心态变化,自然记得。我是1982年出生,我父亲1958年出生,完全的两代人,虽然我父亲写的一手好文章,如果一个1958年出生的人能假装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写文章,并获得同龄人很多年的喜爱,稍有常识就知道这不可能。我的文章是我父亲代写,或者有团队代写的,稍微写过几篇文章的人就知道这在操作上的可能性是零。我能理解很多工作团队合作效率和质量更高,但写文章这事情只能一个人来,团队只可能降低质量,而且不可能不暴露。我十多年来文章的一贯品质和特点,包括我渐渐的一些改变,我的读者最了然于心。坚持认为我有枪手的,要么不懂得什么叫写作,要么就是不懂得什么叫阅读,或者就是起哄和落井下石。
《三重门》这么书在创作过程中,坐在我前后左右东南西北中发白的同学们都知道是什么情况,我几乎是写一页给要好的同学们传看一页的,尤其是我的同桌陆乐,他是从第一页看着我写到最后一页的。

至于方舟子先生,我还特地打过电话给老罗,问,方舟子是不是有一个团队,或者根本就是别人替他干的很多事,要不然他哪来的精力去考证各种学科各种门类的事情。罗永浩先生是这么回答我的:方舟子这个人,虽然很轴,但应该的确是只有一个人,他坐在电脑前,就能检索出很多论文和资料,然后一个人整理个一天,他干的和科普有关的事情基本还是靠谱的。但是其实我完全也有理由来胡乱的质疑方舟子你有团队,因为你的跨度太广,工作量太大,数据来源太广,反应太快,不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可以独自干出来的事。我相信就算没有一半人相信,至少也能说服不少人吧——方舟子团队,一帮聘来的助手负责查资料和写文章,方舟子出面发表,以方舟子的品牌来获得商业利益。但是一个有良心的人是不能这样的诋毁人的,因为这样的新闻永远有人信,谣言总是比较拉风的,辟谣总是徒劳无力的。方舟子先生,你为了查资料进行科普和打假,你电脑前一坐就可能到凌晨三四点,但我要是一口咬定你有个利益团队,并假装说好像听圈子里的朋友说过,又说好似曾经和你辞退过的枪手吃过一次饭,那你这辈子都说不清楚,请问孤独坐在电脑前的你,你为了你的事业45岁头发就秃了,我给你这么来几句,你他妈的会不会胸闷。但我不会这么做,因为这是最下流的招数,利用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披着质疑的外衣,干着诽谤的勾当。作为半个同行,你推己及人,我他妈的无数次一个一个字敲到凌晨,敲了十三年,我他妈就不胸闷吗。


至于麦田先生,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过了所谓的质疑,我相信不光没有人可以拿走2000万加2000万,恐怕你会破财。到时候你所被罚的钱我会购买各类数码产品,给我的读者发放福利。你所谓的逻辑推理除了没有逻辑可言,而且所谓的数据自己也动了很多手脚,甚至还不惜修改我比赛的时间。你说我的父亲和《萌芽》的李其纲先生是校友,所以得出了他们必然认识,并必然勾结串通在一起,我必然提前知道了考试的题目,我父亲必然提前替我准备好了文章这一结论。毕业于同一个学校就必然会是挚友吗,我的父亲和李其纲先生直到现在都不认识。我父亲几乎没有在学校读书就回家养病了,连大学同学都几乎没有。你侮辱了不光光我一个人的职业操守。
不是每个人都靠阴谋和关系做事情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精力不济扛不到一点钟的。你以前在百度工作,按照阴谋论,你应该是收了李彦宏不少钱来诋毁我的名誉吧。如果你结婚生子了,按照逻辑,你不能理解我第二天有工作夜里一点还在写文章,证明你无法这样做,证明你精力不行,证明你无法满足你老婆,证明你老婆在过去的两年里必然偷人。你长期做IT工作,证明你一直坐在电脑前,证明你受到很多辐射,证明你精子活力比较差,综合了你老婆必然偷人和你精子活力必然差,证明你孩子必然不是你的。这就是你的逻辑吗。不,我不会这么说的,也不会这样质疑你的,虽然这有一定的可能性。

在此,我整理了一些文章,读者朋友们看完以后应该可以自己判断了。所谓用数据和事实来质疑的麦田先生,捏造了大量的事实,篡改了大量的数据。居然还能蛊惑到不少人。
最后,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让我感到愉悦的是,在这个快速阅读的年代,那些讨厌我并一直在寻找漏洞的人,却要一字一字阅读我的文章,一帧一帧研究我的视频,一行一行查看我的资料。一想到他们的生活里充满了我,我的生活里就充满了欣慰。
超常文章一篇
(2012-01-19 0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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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在《正常文章一篇》发表后的7个小时,麦田发表了他的道歉信。我接受他的道歉信。同时我比较担心方舟子老师。因为方舟子老师登台唱了几句,刚准备要唱高潮部分,被人切歌了。愿方舟子能早日走出来。大家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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