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Pastehas never been so t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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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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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并不就等于是应该的(八)

av 俞天任

老冰在凤凰网上说了老冰为什么认为中国需要那么多校车的理由其实是很古怪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yutianren/detail_2011_11/29/10976465_0.shtml 实际上那些一定要并校撤校的理由都是没有得到过验证的。说实在话。中共官员嘴里说出来的干某事或者不干某事的理由十条里就有十一条是在胡说八道,没有一句 正经的。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谁要是还去相信那些不作为的理由那也实在太善良了,用句流行的话反过来说就是“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老冰曾经从一位共军将官听到过一种形容中国官员的说法叫“三拍”,意思是这些人脑袋一拍“有了”,接下来是胸脯一拍“看我的”,最后是大腿一拍“糟了”,中共官员大多如此,有能耐者极为罕见。

又有人不服气了,既然“中共官员大多如此”,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经济发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只能是有人苦干出来,那么是谁苦干出来的呢?

是里根政权和中曾根政权的短视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内讧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机会,而邓公高瞻远瞩地看准了这个机会,经济沙皇朱熔基又以他那疯狂的个性进行了实在的投机,带领着农民工们干出来的,和各级地方官没有多大关系。

这些年来诸如“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之类的笑话层出不穷,说实话绝大多数地方官就那个德性。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官吏分别来自文革前,文革中那些俗称老五届以及文革后的大学生,学历是上去了,但是那这三部分人的精华都没有进入官吏队伍。

首先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老五届都经过了反复的整党运动,除了那些职业儿子的红二代之外,能够任命为各级官吏的基本上都不是所谓“三种人”,也就是说造反保守两派都不是的逍遥派。

可是在文革那么一个全民疯狂的时候当逍遥派的都会是一些什么人,除了那么几个真的是脑子清醒的人之外,其余之辈说句不客气的话,那基本上就是无才无能无想象力的人了。

另外这种思想使得工农兵学员基本上被排除在了官吏队伍之外,实际上这种划线有点可惜,“三种人”和工农兵学员里面有不少能人,但因为中共无法正确清 算文革,也就只能糊涂划线了。实际上一个人在年轻时的激情也是一种才能的表现,你看曾经担任过日本文相,外相的自民党大佬町村信孝现在戴着副金丝眼镜,说 话慢条斯理的像个大学教授,实际上当年是东大有名的武斗派,说打架就抄家伙的。那个现在还成天无事生非的龟井静香,当年就更是先闹学运打警察,再当警察镇 压学运的名人,浅见山庄的现场指挥就是他。至于那个把首相当的天怒人怨,是个人见了他问好都是那句“您多咱下台啊?”的菅直人,搞学运时的绰号就是“第四 排”,所以给个首相也当不好。那时警察打学生,大凡把前三排打趴下了,学生们也就散伙回家了,站前三排是真不怕死的汉子,第四排开始就是起哄架秧子的顽主 了,而菅直人永远站在第四排。

至于文革后的大学生,当时毕业生是这样分类的:第一流的学生直接出国,第二流的学生读研,第三流留校,当年参加分配的都是第四流以下的,而当年的精华现在基本上都在北美。

这就是现在的中国官吏队伍。

中国一直就是个专制国家,国家能否发展仅仅取决于独裁者的“一闪念”,这句话虽然很让人伤心,但却是事实。记得老冰在《浩瀚的大洋是赌场》中是这么 总结日俄战争的:“天才们可以利用独裁来减少系统开销(system cost)从而取得辉煌的胜利,但是天才并不是像仓库里的耗子那样永远存在的,独裁者中更多的是庸才,甚至是等而下之的蠢材,很不幸,俄国当时就摊上了这 么一位尼古拉二世沙皇,所以俄国人的失败也不是什么很意外的事情。”

悍然歇一下晌

 

费晓静:一个前气候谈判围观者的独白:为什么中国本土NGO要参加气候变化谈判 

av 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德班大会开始了,邮箱里又开始每天上百封的邮件出现,两年来第一次坐在后方关注气候谈判,虽然不再朝九晚十的在会议现场冲锋陷阵,但是仍然能够感受到硝烟弥漫。

关注气候变化的NGO工作者,在中国NGO里,尤其是本土NGO里 是一个另类,在过去两年参与气候变化工作的经历里,大多数时候,都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你们整天飞来飞去,那么高的碳排放,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甚至经常 被批评浮躁、不踏实,甚至觉得我们是在凑热闹。自己也经常质疑自己做的一切是不是真正的有意义。而现在跳出了气候领域,有时间也是换一个角度思考那两年的 工作,还是很希望能够分享一些自己的看法,让大家能够更加理解在气候领域工作的伙伴,尤其是替每到谈判每天早上八点起来开会,在各个会场和各个谈判代表之 间奔波,到了晚上还要熬夜往国内发稿子,却被同仁们误会整天出国旅行的谈判观察员们说几句话。

为什么中国本土NGO需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

1、从气候变化问题本身来看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本土的NGO参 与气候变化谈判的根本原因是对气候变化重要性的质疑。有很多干了很多年环保的朋友问我,你怎么证明这些干旱和洪水是气候变化造成的?你怎么确定现在的全球 变暖是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是的,确实我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因为即使是最权威的学术研究,这些问题也只是用概率来回答的,气候变化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适 应问题上更多是一个风险,就是我只能告诉你,平均温度升高多少可能将导致气候灾害发生的频率提高多少,但是我无法确定的告诉这次的干旱就一定是气候变化导 致的。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会说,那还有什么可搞的,可是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有很多有关污染的环境议题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化工厂的污染使得周围村庄的癌症 发病率的提高,但是你也很难说明这个村子里的某个人得了癌症就是由这个污染直接导致的(并不是所有人都生癌了啊),难道我们就不治理污染,不和化工厂进行 抗争了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虽然不能证明某一次的洪水或者干旱是由气候变化造成的,但是根据气候变化的情景分 析,我们大致能知道洪水和干旱的频度和 强度会增加多少,为了应对这种增加,我们需要制定什么样的防灾规划。

而换一个角度来想,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发展了低碳经济,减少了化石能源的使用,保护了更多的森林,增强了抵御洪水和干旱的能力。结果气候变化最 后证明是假的,难道我们就是白白地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了么(Create a better world for nothing)?

2、从公众参与以及公民社会建设的角度

气候变化领域,如果说不是唯一的,那也是少数几个,至少是在环境领域,NGO可以跟政府进行比较平等的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每年谈判前后和谈判进行 中,中国谈判代表团都会定期的与中国NGO代表进行交换意见。而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政府官员对NGO的态度也要比其他领域的政府官员要更加开放,在去年的 天津谈判期间,坎昆会议之前,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都安排了与NGO代表的专门会面,肯定了NGO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作用,这样级别的NGO见面会,在其 他议题上是很少见的。

说到这里,很多人又会质疑,这样的会面有多少意义,政府不过是做做样子,你们的建议,他们根本就不会听。首先呢,这个长期会面的机制本身就是公众参 与的一个突破,是一个窗口,一个先河,也给其他相关国内议题的政府部门做出了一个示范。其次,这样的会面为政府采纳NGO的建议提供了一个平台,而且事实 证明,政府机构并不都是一样的,除了其本身的态度,另一个关键你的建议是否具体可行。举个例子来说,今年气候立法,发改委公开征求民间意见,在中国民间气 候变化行动网络的协调下,在中国的近30家组织集体提交了NGO对 气候立法的建议稿,并在之后与发改委负责立法相关工作的官员进行会面交流,在现场向他们解释了各个方面的建议,而这个立法建议稿的很多条目最终也被政府委 托进行气候立法研究的相关机构吸收进入了他们的正式建议稿中。我们并不认为我们的建议政府一定会采纳,但是相信这个公平对话窗口的打开,会给我们更多影响 政府决策的机会。

而从公民社会自身的建设过程中,气候变化的NGO网络的民主机制,自省程度以及内部的学习机制经过几年的摸索和磨合,也逐渐成熟起来。2007年成 立中国民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CAN)一直在气候变化的NGO参与上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2010年德班会议之后,CCAN的战略规划会议上成立了中国 NGO气候政策工作小组(简称CPG),由中国本土NGO和在中国设有办公室的国际机构的相关的气候政策官员组成,开始就气候变化相关的国内外政策议题进 行定期的讨论和学习。气候变化立法的建议稿、中国NGO在波恩谈判以及德班气候变化大会的核心立场也是在这个平台上,通过讨论协商而形成的。

曾经有文章指出过,中国本土NGO参与气候大会只是凑热闹,走过场,被代表,我承认,在参与气候变化的本土NGO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在状况外,参与 也只限于每年去开开会,但是大家也应当看到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已经有一批本土机构的伙伴,尤其是年轻的同仁们开始实质性地参与到这些政策的讨论 中,而中国NGO在此议题上也从没有立场,响应政府立场,到了现在多家机构协商讨论,最终形成一个自己独立的立场,并在国际NGO网络里面,基于这个立场 去争取更多的工作空间。其中的进步不能不说是显著的。

中国NGO气候政策小组每个月都会召开学习讨论会,在不同的成员组织的办公室召开,每次都会提前设定好议程,布置好学习的议题,讨论会会就最近重要 的网络以及各机构的气候政策相关工作进展进行分享,对重要的需要我们进行回应的事件和立场文件进行讨论并对规定的议题进行分享学习。我想这样的有秩序长期 的学习机制,在其他议题的网络里并不常见。

在气候变化NGO网络的实践中,我们逐渐摸索出一套如何在行业内针对某个议题有策略的进行工作的方法,各个参与其中的机构也逐渐明确的自己的分工以 及定位。我想即使是在轰轰烈烈卓有成效的苹果行动,这种互相学习,进行清晰的策略定位和思考的机制也是缺乏的。这个和气候变化议题是否重要没有关系,因为 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我们都需要这样策略性的思考和自我反思以及自我学习提升的机制。而我们在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的实践,如果在做其他在地议题的伙伴们愿意 在批评我们不踏实、浮躁、空谈的时候,多看一眼,也许有些好的东西是可以为你们所用。

3、从行业人才培养的角度:

在培养NGO行业人才的时候,我们强调全球视野,解决在地问题(Thinking globally, working locally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给青年人强调要“在地”,鼓励青年人扎根社区,踏实工作,往往忽视了这句话的前半段,如何去培养全球的视野。缺乏全球视野的在 地工作,只看到自己工作的某个社区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呢?(有个故事,三个人在砌砖,你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回答说:“我在砌 砖。”,第二个人回答说:“我在砌一堵墙。”,第三个人回答说:“我在造一个大教堂,一座上帝的圣殿!”)全球视野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定位我们的工作和整 个社会的关系。缺乏全球视野的工作者,往往会因为看不到自己工作与这个社会的链接,而看不到具体细微工作的意义,而逐渐失去动力。

而从议题推动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在地的社区工作者,需要政策研究者,也需要能够将在地的问题上升到政策层面的穿越型的工作者,而现在的NGO人 才培养模式中,第一种类型人才培养的模式趋近成熟也有很多的资源,而后两种人才的培养却十分缺乏甚至被忽视。而实际上议题的解决这三种人是都不可缺少的, 而且很难有全才,所以一定是需要相互配合共同工作的,这个时候其实是不分孰轻孰重,应该放下相互轻视的情绪,尊重对方的,去制定一个全局的策略,找准自己 在整个议题推动工作中的定位。

在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的过程中,却为年轻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培养他们全局的视野,为他们成为相关议题的政策研究者或者穿越型的人才提供了机会。也 有很多 参与过气候谈判工作的年轻人,在进行了自我定位和剖析后,最终选择了在地的工作,比如李立、郭云哲,以及我,之前的经历,使得我们更加认识到在地工作的重 要性,更加清晰自己的定位,从而成长得更快也更加坚定。

在气候变化政策小组的工作中,我们也开始思考,如何更好的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新人的培养,尤其是政策研究型的人才,4年前当CCAN刚刚成立的时候, 本土机构里能够真正参与到国际谈判跟进和国内政策研究中的伙伴几乎没有,而4年后,在气候变化政策研究领域的前辈的带领和帮助下,我们在法律形式、森林、 资金、MRV、适应等领域都有了专门跟进的伙伴。明年CCAN将起步气候变化相关人才的支持计划,支持气候变化领域国际谈判跟进、国内政策研究和社会动员 等方面的工作者的成长。

在地性:寻找气候变化工作的根

这些年来,很多的对NGO气 候变化工作的批评都是觉得我们浮而不实,针对这点我们内部也进行了十分激烈的讨论,很多批评我们也是接受的,并不断进行着深刻的反思。而事实上,我们一直 在寻找气候变化和在地工作的联系,找到如何将气候变化与在地工作结合起来,更好的解决在地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在气候变化减缓、适应等领域都进行了 不断的探索,收集了很多的在地案例,比如宁夏的农村节能推广、福建的红树林保护、云南的社区抗旱等等,希望从中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找到气候变化扎根本土 之道。

坎昆之后,NGO气候变化的网络中也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讨论,经过近半年的准备,在9月份联合近40家NGO共同发起了C+气候公民超越行动,希望发 动自下而上的力量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超越国家目标、超越气候变化、超越中国国界,将气候变化谈判与本土NGO的工作联系起来,将现有NGO在 减排和适应方面的项目整合起来,从家庭、学校、乡村、企业、个人的层面来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这个将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框架,不仅仅是减排的工作,气候 变化所涉及的适应、贫困以及公平性的问题也将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进来。与以往不同,这个行动不仅仅是一个倡导宣传性的活动,而是联系到NGO具体在家庭、在 学校、在乡村、在企业以及针对公众个人开展的项目,帮助他们建立衡量的指标体系,能够产生实际的改变,并推动政府相关政策的出台。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这个行动计划,真正做到了扎根本土,但是像自然之友低碳家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低碳乡村这样的项目,都是我们将气候变化议题从国 际的舞台转回国内战场的尝试。也许过去的4年的工作中,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国际谈判或者国内政策层面,但是不代表气候变化这个议题本身没有在地性,对于 一个5、6年前才刚刚进入中国NGO视野的议题,她和其他很多的议题一样,还在探索之中。也许不应该太早的盖棺定论。要知道,这个网络里的核心成员的平均 年龄也是不到30岁,都是在逐渐成长的过程中,也希望更多的NGO伙伴能够放下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偏见,真实走进我们,了解这一群气候工作者们在从事的工 作,给予更多的肯定和支持。

 

作者:费晓静

机构:聚贤社

曾就职于绿色大学生论坛,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中国青年团成员

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南方能力建设项目 2009-2010年

全球气候行动联盟中国项目主任  2010

 

HIV感染者可以接受肾移植吗?

av 科学松鼠会

HIV 是人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的简称。人感染HIV后,病毒会选择性进攻名为CD4阳性的免疫细胞,使得此类细胞数量减少。由于CD4+细胞在免疫系统内担负非常重要的任 务,因此HIV感染者的免疫功能会在数年内崩溃,感染者将无法抵御病原生物或肿瘤的侵袭。HIV感染的终末阶段就是艾滋病。

艾滋病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它是目前对人类威胁最大的传染性疾病之一,世界各国都为控制该病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遗憾的是,到目前 为止,尚无对抗HIV的有效疫苗,防控艾滋病的形势仍很严峻。不过随着抗病毒等有效治疗手段的出现,HIV感染者的存活时间已经大大延长了。美国篮球巨 星,“魔术师”约翰逊前几天刚刚度过了他感染HIV后的第20个年头,看来虽然无法彻底根除,但控制HIV的成果仍可圈可点。

在规范治疗下,HIV感染者的发病时间被成功推迟了。越来越长的HIV带毒生存使得一些原本并不明显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由于HIV并不会在短期内 威胁患者的生命,另一些与HIV无关的疾病反倒更容易增加死亡率,例如丙肝、肝硬化、尿毒症(终末期肾病)等等。对于这部分携带有HIV的器官衰竭患者, 移植有没有可能挽救他们的生命呢?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感染HIV都被看作器官移植的禁忌证。由于HIV感染者免疫功能遭到损害,人们认为他们很难承受器官移植后所要进行的免疫抑制 治疗。病毒和免疫抑制剂的双重打击会使得HIV感染者更加难以抵御病原生物,从而加速转变为AIDS患者,结局糟糕。而如果不进行免疫抑制治疗,那么强烈 的排异反应又会使移植手术徒劳无功,移植器官难以成活。对于肾衰竭患者,医生们起初甚至根本没有考虑移植的可能性。因为面对尿毒症,血液透析等治疗方法同 样可以起到替代肾脏的效果,抛弃透析而转向效果不明的肾移植,一来并不明智,二来还可能会浪费宝贵的肾脏供体。

于是,第一例针对HIV感染者的实体器官移植就变成了难度更大的肝移植。这名接受移植的患者除了感染HIV之外,还合并有HCV(丙肝病毒)感染, 同时伴有肝硬化。尽管很困难,但这毕竟迈出了第一步。后来人们发现,同时感染HIV和HBV(乙肝病毒)的患者接受肝移植的效果更好,因为免疫球蛋白和抗 病毒药物能够很好地防止乙肝病毒复燃。在联合抗病毒治疗的干预下,现在HIV感染者的肝移植效果已经与非HIV感染者不相上下了。当然,移植对象也并非毫 无要求,术前必须保证患者的CD4+细胞处于一个较理想的水平,且患者必须对抗病毒治疗反应良好。

在HIV感染者中,肾脏有问题的人其实大有人在。由于长期使用抗病毒药物或抗生素,很多HIV感染者会合并有急性或慢性肾衰竭,HIV本身也会造成 HIV相关性肾病(HIVAN),成为艾滋病的致死原因之一。来自欧洲的资料显示,0.46%的HIV感染者进展为终末期肾病(ESRD),而透析并不能 解决所有人的问题。而在1997年之后,随着联合抗病毒疗法的到来,肾移植的效果出现了巨大改观,越来越多的HIV感染者接受了肾移植。近些年来,已经有 超过200名HIV感染者接受了肾脏移植,这些患者的术后效果与非HIV感染者类似。

HIV感染者接受肾移植手术后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比非HIV感染者存在更高几率的急性排斥,原因尚不明。不过这一现象似乎并没有影响到移植肾的成活 率。目前来看,只要患者遵循医疗建议,移植后使用免疫抑制剂并不会促使患者加速进入艾滋病发病期。移植前和移植后相关的抗病毒治疗、免疫抑制治疗、药物- 药物相互作用等均需要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士会商协作,只有移植手术技巧是无法胜任这项任务的。

在国外,尽管移植伦理的讨论尚未结束,但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只要满足移植要求,HIV感染者不应被排除在等待移植的名单之外。HIV感染者接受 肾移植的标准各国大致相同,主要包括对患者四个方面的评估,分别是:1有无机会致病菌的感染;2有无肿瘤;3CD4+T细胞计数是否大于200个 /mm3;4在联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下,血清HIV病毒载量是否处于可检测水平之下。

气候变化报道没有善恶的逻辑

av 土摩托

刚刚在松鼠会举办的媒体科学报道工作坊上做了一个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讲座,现场一共有30多名记者,大家讨论得很热烈。下面趁热贴一篇我去年接受张 志安采访的录音整理稿,张老师当时是复旦新闻学院院长助理,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受媒体采访,张老师不愧是科班出身,提 的问题逻辑严密,思路清晰,内容全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正值联合国气候大会德班会议召开之际,贴出来供记者朋友参考。(主文标题和小标题都是张老师 加的)


许多质疑是因为记者过于自信

张:你在美国生活15年,然后再回到中国,这样的经历,会使你在报道气候变化时和其他记者不同吗?
袁:完全不会。因为这不取决于我在哪生活 过,更多是我的科学训练决定了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我在法国留学一两年,结果会是一样。科学问题跟经济、政治都不一样,政治和经济考虑的东西更复杂,不一定 有个黑白分明的结论。但是气候,往往很多的结论是有的,起码主流是有的。再加上我的无知,在气候专业上,不够资格形成我的判断,我一直遵循报道主流,没有 资格对它下判断。

张:你刚才说所说的“科学训练”主要指的是什么?
袁:如果你做过多年的科研,就会知道这个领域是怎么思考的,它的判断好坏的标准是什么,怎 么判断出来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是怎么一回事情,它有什么样的规则,同行评议是怎么一回事,它的好处和坏处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判断一个科学选题,就会 知道这个选题是谁说的,什么情况下说的,说完这个话,后面有没有列参考资料,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这句话的准确性。要说主流的话,如果IPCC 的报告出来了,IPCC说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都是对的,哪怕最近出现了几个门,“气候门”、“喜马拉雅门”等。我说句不公平的话,媒体把这个无限扩大了, 因为这几个门犯错误的点是非常小的。IPCC第一部分讲科学现象的部分几乎没有错,没有人指出过错误来。“喜马拉雅门”和“亚马逊门”错误的地方都不是关 键问题,比如说“喜马拉雅门”是说2035年会融化,很可能是提前了20或30年,但是对人类来讲,它如果2085年化了也是很大灾难,这个不是根本的问 题,根本的错误。

张:概括来讲,就是你原来自己做生物的研究,经受科学训练,在你做气候变化议题的科学报道的时候,是不是为你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更完整的认知框架以及辨别、理解这样一个科学成果的理论背景?
袁:对。

张:因为它内在的逻辑是相同的,评议的方法、研究的思路,包括你去看论文的时候,其实是很典型的理科思维,你也知道这个论文发展,什么大致上是权威 或者非权威,一看这个文献综述,也知道这个成果的脉络。不会像一个非专业出身的人,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不一定能看得懂,所以有可能只关注结论,没有办法 关注过程。
袁: 举一个例子吧,我曾经买过一本书,是一个气候变化反对者的书,去查这个作者,标的名字也许是某某大学理科专业,甚至是气象专业的教授或者地理专家。但是你看他的论文,他不是搞这个方面的,即使他的头衔听上去很牛,也没有用。

张:因为他没有前期的积累,我们很难相信他忽然间冒出来的质疑声音有公信力。一般的科学记者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专业性,还是平常工作的功利 性,使得他们不可能说对科技成果在脉络、谱系、框架中去理解把握,很多时候只能是迷信科学家,迷信某主流的刊物,比如说海外媒体做的一个报道,我们把它援 引过来,更多的是这样。
袁:对。海外的报道,就是科技的报道,我也会去查证。因为现在我们的科学信息来源都在网上。外语网站优点就是它会给个超链接指向原文,我都会把原文找出来看,起码看看摘要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判断这个记者引用这篇论文错没错。

张:你能基本勾勒一下你平常收集信息、获取信息源的方式方法吗?你会跟踪哪些网站,以哪种方式来订阅等。
袁:《Nature》、 《Science》、《科学美国人》、《新科学家》、《纽约时报》、《卫报》、《时代周刊》、《Discovery》、《The Scientist》。这些杂志全有网站。我基本上在家的时候每天必看。早上起来后,把所有的网站打开,看一下他们有什么新东西,然后感兴趣的去搜索一 下。只看一遍的话,基本上至少要两个小时,如果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接下去的话,时间就很快没了。

张:刚才你列举的这些东西,对你平常做报道有帮助大吗?
袁:非常大。像我的文件夹里,比如说气候变化的理论,我可能积攒了有近百个网站。每个网站都会去点点看,过会儿把觉得有价值的文章进行链接,国外一般都会有这种。又比如说我突然要做这个,我会去看看以前积累的文章。

张:这里遇到一个问题,记者报道科学问题的时候,本身专业上有欠缺,更何况是这种本身存有争议的气候变化议题,在这里头,你用什么东西来说服自己说主流或者非主流的判断,你更相信主流而不是非主流。
袁:IPCC 这个标杆,因为它毕竟是全球两千多个顶尖科学家出来的一个报告。这么说吧,一个学者忽然发表一个观点,严重违背IPCC的,我几乎先把它定罪为是假的,再 去看看它有没有一点道理。哪怕是中国最权威的一个科学家站出来说的这个话,这个事情遇到过,哪怕是中国的科学杂志说过的话,我也遇到过,都一比,然后再去 查,都出现过这种问题。

张:关于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其实有些人也不相信,包括做这个报道的人。比如现在搞商业报道的,觉得这个里面并没有所谓的科学,只有金钱、政治。
袁: 对。我现在已经积攒了差不多六七本国外出的讲气候变化科学的书。我已经看了其中的两本,还有三本在看,就是英文的,没有被翻译成中文的,也非常全面,从二 氧化碳讲起的书,给你把整个这个过程讲清楚,那其中涉及到的物理、化学知识我都能懂,因为它面对的是比较大众的,全部能懂。你看过这两本书,如果再不信, 那么我们可以坐下来再讨论。如果你连这样一本基础的科学书都没有看过,就不信的话,那记者不要做了。

张:没有必要的验证过程、缺乏足够的知识积累,单纯凭着感觉,就持一种怀疑论。
袁:我曾经在博客里面写过,很多人误解以为这样的记者有探索 精神、有质疑精神。我觉得这些记者最大的毛病恰恰是过于自信。他们可能觉得不要信主流,我们要怎么怎么,不对!你这样做,你怀疑IPCC的(报告),后面 的逻辑就是,你不相信大多数在这里面研究了几十年的专家的集体结论,要有多大的勇气才能这样做。靠直觉,靠本能,靠自己所谓的知识,去做一个判断,这个判 断在气候领域里没有任何对的可能性。

张: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指出来,它也未必能够改变一部分同行的这种偏见,有办法改变这样偏见吗?
袁:你不能强迫一个人去信一个东西。我不喜欢别人强迫我去信,我也不希望强迫别人信。只能慢慢地讲道理,通过博客、通过文章、通过对话慢慢去讲道理,只有这样。那不成也没有办法,或者说,不成也没有关系,一个人反对,你写几篇文章又能怎么样。

气候变化问题等不了了

张:气候变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开看,你比较倾向于在前一个科学范围里谈,是不是?
袁:我比较擅长做这个,所以我更多的精力就花在这,但我非常承认政治、经济领域是不能用我这个思维来做的。

张:那么有人马上就说,其实相不相信是一回事儿,做报道呢,就有自己专业领域的那套东西。比方说,在美国,往往会有那种媒体比较愿意去扮演一个挑战 者或质疑者,或者倾向于把自己的声音发出来,因为他觉得这是种民主,或者变革。做文本比较,美国人那些质疑IPCC的报告的这些文章,他还是关注的。但是 在中国呢,很少看到,我们的报道比较多的是把这个东西当成既定的事实。
袁: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质疑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与两国的科学家的态度有关,中国的科学家从上到下是不敢说话的。

张:这个“不敢说话”指的是什么?
袁:就是在涉及到这样一个与政治和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的科学问题上,没有大牌科学家。这样说吧,现在说的比较好的科学家都是退休的,在职的科学家说不出来,我们采访过,有感觉,他的顾虑非常多。

张:顾虑什么?
袁:这个问题涉及到政治和经济,说错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对中国谈判代表团不利。在早期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根本也没有这么热, 他们也不愿意出来说话。但是你现在去看,相当多的报道提到了反对的声音,而且反对的声音很多是来自谁呢,来自中国的科学家。因为中国政府在这个里面转调 了,可能他把这个看成一个政治问题,把基调给定了,定了之后呢,底下科学家就不敢站出来说,敢也是因为讲的话跟上面的调子一样,就敢说了。

张:这个转折是不是跟哥本哈根大会密切有关?
袁:太有关了,我有一个采访,其实这个转折在科学家里面发动的蛮早,尤其是高级的,代表中国去参加联合国谈判的IPCC的人,中国在IPCC也有人,这些人早就收到上面的指示。

张:你说的这个转向,就是说要对这个东西表示适度的质疑,并且试图把这个往政治上引。
袁:对,这个全部都是政治性的问题,你会看到,中国的科学家受政府的左右,这是很好的例子。

张:回到刚才那个议题,你之前说气候变化本身不是一个坏的东西,有质疑的声音你也不倾向于去报,是因为你觉得这些质疑的声音不够可信呢,还是你更想通过推动的这个角度出发?
袁:我觉得不可信。在写报道的时候,要报道最真实的事情。并不是我不信这些质疑的声音,才会不给篇幅,只是我通过调查,认为质疑的声音不够资格登上我这篇文章,所以不用你的。

张:所以其实你把我们平常在报道上的已经习惯的所谓形式上的平衡,看作是内在的实质上的内容是不平衡的,或者一种伪平衡。
袁:对。我绝对不相信所谓的平衡报道就是百分之百正确,有很多决定来判断你是不是平衡报道。

张:其实这么做,真的蛮难的。因为对我们来说,省事就在于呈现。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种习惯的话,你做出来的报道,因为你强调准确或者你相信这个科学,就不那么有冲突,那么好看呢?
袁: 是这样的,这么说吧,科学问题即使它有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正确答案,不意味着它就不冲突。冲突很多时候是可以找到的,是可以用知识和技巧写得很好看、很 有戏剧性。但是同时传达出主流正确的观点,其实很看功力。也不是说非得让双方在文章里吵的不可开交,这个文章才有戏剧性。

张:你有没有也看过一些外国记者写关于气候变化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是说科学记者应该保持这样一种不确定性。
袁: 是这样,即使IPCC的报告,也没有说它百分之百会变暖。但是你去看IPCC的前四次报告,它的措辞越来越强,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模型算的越来越多,它 的可能性越来越少。比如说以前的50%的可能,到70%的可能了,现在已经到了90%了,说这个可能已经非常高了。那你要传递什么消息呢,就是说我们现在 有90%的可能性,是人类意识到地球变暖,而且很严重,我们有10%的可能确实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为这90%现在做准备的话,去赌那10%的话,就 像你赌钱,你是压90%,还是10%,那你肯定要压90%。这是一个逻辑关系。第二个逻辑关系呢,那就是你即使压了这90%,错了,最后那10%是对的, 你损失了多少呢?在我看来,几乎没有损失,因为不光是气候变暖影响你,石油快没了,煤快没了,再生资源耗尽了。从这两个逻辑去想的话,你都应该是去压 90%,压10%是百无一利,压90%是百利无一害,你压错了又会怎样?所以现在国家就应该要重视它,要投很多的钱、精力去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再等等 看,等不了了。

张:可能你的专业背景正好可以作为一种比较,报道气候变化和报道别的领域有什么差异呢?
袁:我觉得像很多其他报道,起码以我的智力,很难百 分之百定义坏人和好人,我没有胆量说这话。比如城管打小贩,假如我报道这事,我就不敢说这城管就是百分之百坏的。说实在的,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各种结构制 度的安排。气候不一样,气候基本上我是能下判断的,这个90%是错的。

互联网放大了劣质报道的影响

张:作为一个在气候变化领域里冲了这么多年的记者,你不觉得焦虑,或者痛苦吗?理性的声音发不出来,反倒是非理性的,误导的结论在。
袁:在现在的中国,只有慢慢来。说实在的,这也不是天大的事,你信了气候变化怀疑论,不能说明你是个坏人,我们还是朋友。

张:但是这一下子就抹杀了你一开始的那种期待:大家对这个东西要更多地相信,并且产生行动。
袁:那怎么办呢?我所能做到的是影响,你又不能强迫人家把稿子凑上去。

张:回到这个话题来讲,你觉得做科学报道,最好还是有科学背景。可我们现在搞科学报道的记者的比例,你判断,有科学背景的多吗?
袁:非常少,但越来越多了。像我在国外遇到的报道科学的人,比例是倒过来的。比如说我们这里有80%的科学记者是文科生,要倒过来。

张:我有时候对科学记者这个群体不了解,它没那么热闹,没那么多人关注,做这个报道岂不是很没意思?什么因素会让记者在科学报道这个领域走的时间长一点?
袁:做任何一个工作,都有枯燥的一面,但是我承认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就像你对待电饭锅,或者开车一样,多大乐趣也说不上,也宁愿花时间去海滩游泳,但是这是工作,你要付出这个代价,不能成天玩。

张:是不是中国的其他记者圈一样,其实中国的科学报道,气候报道这个记者圈,其实也是没有共识,没有共同体的。
袁:逐渐开始有。

张: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圈子啊,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从行业上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除了刚才讲的那个以讹传讹,信源不准以外,还会有什么问题?
袁: 我顺便还补充一个,就是互联网。互联网影响非常糟糕,假如我们这里媒体共同发出平均的声音,如果平均的被老百姓接受,那还没有太大问题。现在的问题在于被 互联网放大了,而它放大的恰恰是差的。所以你去看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在哥本哈根期间做的那一些专题,每个网站全都是专题,而且那段时间点击率相当 高,我在哥本哈根期间,随时观察这四个网站的消息,他们把所有媒体中最弱、最差的报道放到首页,放大。这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差和弱的媒体往往非常快,我 都还没写出来呢,他们早就发出来了。这样代价就是他的时间成本不够,于是就出这个问题。第二就是这些网站它的目的很简单,点击率。反主流、反IPCC、反 UN,然后爱国的,这样类型的文章全部被点了无数遍。

张:这些网站会说,好像说起来我们在迎合,或者在商业导向,实际上这也许恰恰说明了民意呢?老百姓喜欢这样的。
袁:科学跟民意没有关系。

张:甚至它可能用科学来纠偏,对民意进行引导。
袁:对。最近无数个例子,奶粉事件,小龙虾事件,这么说吧,最近新浪连续冒出科学事件,几乎全是误导的,比例相当高的媒体误导。

张: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要是就事论事而言,比如说关于奶粉、小龙虾,中国的多数记者,反正我接触的,都有反政府情绪,所以呢,他们基于对整个政府、整个政治的不信任,不倾向于信任所谓不发表的结果。你觉得他们错了吗?
袁: 当然错了,我现在不拿你当记者作要求,我当你以一个公民,都不对。原因在哪呢,你抱的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是你抱着好的想法,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会丧失可 信度,会误打好人。结果呢,是让你这一派人越来越失去可信度,而你的理想越来越被质疑,而你就越来越糟了。如果报道不准确的话,就等于把自己给毁了。

为中国谋利益不是记者的本职工作

张:气候变化跟国家利益是有关的。你相信一个记者在做这个报道的时候能跳出这种框架吗?能超越所谓的国家意识和国家利益的框架吗?
袁:只能 尽量中立,因为它确实涉及到很多的国家利益。但是我愿意这样说,在琢磨的时候,更多地报道中国相关的事儿,不要完全以中国的视角去看。原因在于你是个记 者,你的工作不是借这篇文章去拯救中国,或者为中国谋利益,能做到这一点的是政治家、民众和经济学家,他们看你报道的时候,他会去分析。所以你给他提供正 确的、平衡的观点,让他来做这个决定,才是你的职责。不是说你的文章挑动政治家去做什么,你没有能力,也不是你应该做的。

张:可是这里面有个难点,记者很少能够跳出所谓的国家利益的框架,站在更高的全球视野上来呈现这样一种利益差异,或者博弈过程。因为这好像忘却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了。
袁: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即使你有国民身份也没有关系,你报道平衡恰恰是最好的爱国。你这篇文章并不能说就能决策中国的决策,决策还是由中央来做,那你提供一个正确的情况,你告诉他现在发生什么,会帮助领导人去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张:但是我们的报道太容易受政治左右了,因为我们那个政治框架确定以后,基本上我们的媒体就在议题当中。
袁:是啊,这也是问题,这就是我控 制不了的。你说《人民日报》不可能按我这样写。所以你看哥本哈根的谈判,我们在国内看到的都是中国作为正义的声音在那边遭受的屈辱,然后我们还毅然捍卫, 这个被美国人使了坏,这么一场本来可以出好的结果的回忆,被美帝国主义给破坏掉了。我们看国内新浪的报道,得出这种民族感情,你知道吗?但是因为这种报 道,然后政治家看了你这个报道,信了你这样报道,而去做出相应的政策改变的话,吃亏的是中国。

张:马上就有人会讲,你以为你可以超越国家利益,比方说美国新闻界,他们也超越不了,比如说关于伊拉克战争或者本•拉登,美国记者什么时候把拉登的声音和美国政府的声音平衡地处理,如果按你刚才这样的要求来做呢?你能说那些同行不专业吗?
袁: 第一你采访不到拉登,第二政治报道完全有另一套规矩,我也不懂,你让我去评价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资格,让我写本•拉登,让我写伊拉克战争的报道,我也不知 道怎么写。我觉得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报道,第一它本身就决定了不会像科学领域那么干净,第二就是这两个领域,哪怕在美国,也是左派占多数。左派利益往往是 跟老百姓利益相反的吧,冲突天生存在,造成这个领域非常混乱。在科学界、哪怕是中国科学界,都会有一个小团体,你写个傻报道,大家都会看出来,但是你写一 个伊拉克的报道,这是你的看法,我们不能说“错”,可是你写个圣元奶粉,错了就是错了啊。

张:科学本身有一种超越国界的特质,所以你能够回到科学本身规范的报道来讲,必然会强迫你自己,你得跳出国家层面,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展现冲突,展 现差异,或者是寻求更本真的东西。但是政治就不一样,而这个议题本身又这么容易和政治有关,想要在政治的角度中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感觉是超越国家的, 所以这里面这个对象和你报道的路径本身可能也就确定了你站在什么层面看问题。但是这还是等于说回到前面的问题,从科学出发又回归科学,坚持本位,实在是太 难了,或者说是不太可能。
袁: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么做,真的。

张:你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么做吗?
袁:我看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记者,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新入行和没有理科背景的记者理解理科的思维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就在最近五六年就可以看出来很多的转变。

任何类型的报道都需要自洽的逻辑

张:现在说说你的工作经历,你说你也做调查,还写专栏,那么气候的这块会占多大比例?
袁:10%。

张:就你的感受来讲,政治或者商业因素对你报道的影响大不大?
袁:非常小,《三联》是一个很讲究记者发挥个人能力的地方。可能他在记者团结或者协同做事,这个方面比别的媒体差一些,但是他鼓励你发展个性,鼓励你在某个行业说下去,比如说我做的报道,它无一例外都支持。

张:领导会给你派任务吗?比如说哪个广告商需要配合。
袁:我从来没被派过。

张:你为什么喜欢做记者?而没有选择别的职业,或者继续从事原来的研究工作。
袁:我觉得我可能其他职业也做不好。反正一开始回国后就做这个,一直很高兴。

张:很多人到你这个年龄,就开始觉得做记者就倦了,然后都转行了。你比较过吗,10%的关于气候报道的带给你的收获或者快乐,跟别的90%做其他领域的有什么不同吗?它实际带来给你的快乐和收获也是10%吗?从量来讲你把它定为10%,但是从质来讲,你觉得是怎样?
袁:我可能花的时间比10%多一点,我觉得就是对人类未来遗憾蛮大的。它比我其他的报道有更深远的影响,因为你做个什么核污染,哪怕是地震,死那么多人的地震,你可能从长远来讲,都是小事,这是个大事。

张:但是你看,我们中国人,或者中国记者,或者中国当下普遍的文化和行事方式,谁关心三五十年以后的事儿,眼前行的才是最重要啊,凭什么关心大的东西。
袁:那你觉得你认同哪一个?

张:我当然认同关心大的东西了,问题是现实摆在那里,以小的以眼前的为主。
袁:现实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那你只有从你自己做起了,关心大事,慢慢会有很多人来,用你的行为或者你的语言去影响他。你也不用去考虑影响不影响这么大,你就说做你想做的事儿,就好了。你愿意关心大事情,觉得这很重要,那就去做,就去做调查,做报道。

张:你觉得这里面,哪个是你觉得是起主导因素,是因为做了这个领域从事了,所以再型塑了一个人去关注大的事情,还是一个人骨子里是一个大情怀的人,所以他才去做,哪个是主要的?再深刻探究一下,什么东西会深刻影响一个人,让一个人从骨子里更加喜欢大的事呢?
袁:这个真不好说了。跟他的生活经历、视角都有关系吧。比如我可能出国出的多了,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见过很多东西,知道中国实在只是一小块,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的,所谓地球是平的还是什么,很多概念就会很鲜活地在你面前出现。

张:关于气候变化报道这个领域,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袁:就是有一条吧,敬业。很多东西归根到底就是敬业。当你做一件事情,你尊重这件事情,就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很多东西都是顺理成章的,自然就会出现在你脑海里面。你有很多想法,或者三心二意、混日子,就有很多因素造成你不在乎这件事情,那各种毛病都会出来。

张: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其实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投入,关系也不太,但是你要有一个态度,也要有一个方法论做气候变化报道。这个东西要比别的都重要。如果把气候变化报道归入科学报道,它跟一般类型报道的不同可能就在这里。你说社会新闻,热情多重要。
袁:但是社会新闻应该也有自洽的逻辑。自己能说服自己的逻辑,就不光是热情,热情是没有逻辑的。

张:社会报道很多时候是善恶逻辑。
袁:气候报道实质上没有善,它的善是要为人类服务,但是说到国家、企业就没有了。

访谈/张志安 整理/平措卓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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