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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西亞、埃及:當東風席捲傲慢的西方

by G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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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isie, Egypte: quand un vent d'est balaie l'arrogance de l'Occident

突尼西亞、埃及:當東風席捲傲慢的西方(上)

作者:Alain Badiou (法國哲學家)


原文見於: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1/02/18/tunisie-egypte- quand-un-vent-d-est-balaie-l-arrogance-de-l-occident_1481712_3232.html


翻譯者:Sabrina Yeung


譯者前言:這是法國報章Le Monde(世界報)最新一期論壇專題的其中一篇。這個專題是由四篇法國知識份子對阿拉伯革命的回應,包括:社會學家Alain Touraine的〈脫離冷戰〉(Sortons de la guerre froide),法國哲學家Alain Badiou的〈 突尼西亞、埃及:當東風席捲傲慢的西方〉(Tunisie, Egypte : quand un vent d'est balaie l'arrogance l'Occident),精神分析法歷史學家Elisabeth Roudinesco的〈沒有一個沒有危險的革命〉(il n'y a pas de révoulution sans rique), 哲學家André Glucksmann的〈和以色利的糾紛不是重點〉(Le conflit avec Israël n'est pas central)。

東風壓倒西風。游手好閒和衰落的西方,那些仍自信是世界領袖的「國際社會」,他們是否能繼續傳授良好的管理經驗和品德給這個世界呢?看到一些知識份 子和社會運動家攻擊代表「地上天堂」的資本主義議會制度(le capitalo-parlementarisme),為偉大的突尼西亞和埃及人民而犧牲自己的人民,教導這些「落後」國家的人民民主政體的野蠻性。難道 這不是很可笑的嗎?多麼長久地令人苦惱的,殖民式的傲慢!看我們過去三十年令人沮喪的政治環境,此刻難道不正明確地表明了,這是我們應該學習那些大眾起義 的時刻嗎?難道我們,及(或者特別地)那些屈從於美國西方國家的政權,不應盡快學習這次透過人民集體運動,去推翻獨裁、貪腐政府的精神嗎?

是的,我們應該從這些運動中學習,而不是以愚蠢的教導姿態出現。因為這些運動帶來生命力,在他們精彩的創造中,我們找到了長久以來我們誤以為是過時的政治原則。特別是Marat從沒停止提及的:當涉及自由、平等、解放時,我們應全部投入群眾起義中。

我們有反抗的理由。在政治上,我們的國家和那些利用政治的,如政黨、工會和知識份子,都偏愛「管理」,即便是抗爭運動,他們也偏愛有秩序地提出請 求,在騷亂中要求「和平移交權力」。而埃及和突尼西亞人民提醒我們的,卻是面對暴虐的國家權力時,唯一可與之抗衡的就是群眾起義。而唯一一句可以團結不同 出身的群眾的句子是:「你們誰在那裡,走開!」在這個情況下,抗爭運動特別的重要性在於它有批判性的力量。成千上萬的人一同喊出這句如此有份量的句子時, 那就是抗爭運動第一個不容置疑、不容逆轉的勝利:一直在任的人終於下台了。而將會發生的群眾抗爭運動的勝利,本質上來說並不合法,然而這已是永遠的勝利。 一個反抗國家權力的起義,可以是完全的勝利和具有普世意義的教訓。這個勝利指出了一個境界──集體行動可以凌駕於法律權威之上,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國家 的失效。

如果有一天,能像他們這場起義一樣,自由地聯合有創造力的力量,一同開展抗爭運動,那人民就能免去國家強權帶來的苦難。這就是為甚麼,在全世界,一個起義可以憑藉這個深遠的觀點而掀起沒有邊界的熱情,從而推倒一個穩固的政權。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有皆起源於一個失業、自焚的年輕人,他被禁止從事那個收入少得可憐,卻可以令他繼續生存下去的買賣。然而一個女警的一巴掌,令 他明白到世界的現實。這一巴掌的意義,在幾天、幾星期後變大,直至成千上萬的人民在一個遙遠的廣場上呼喊出他們的喜悅,專制的統治者緊急地下台。這種神奇 的演變源自哪裡?是自由如流行病般繁殖嗎?不是。是如Jean-Marie Gleize詩意地說:「一個革命性的運動,不是靠感染式的單向傳播,而是靠彼此共鳴。這裡的東西,和另外一些地方引發衝擊的東西,互相發出迴響。這種共 嗚,我們稱之為「事件」。事件是突然而來的創造,不是一個新的現實,而是無數個新的可能性。

這些新的可能性,沒有任何一個是重覆過去的。這就是為甚麼愚民政策說:「這場運動要求民主。」(意味著那些我們在西方享受著的),或「這場運動要求 改善社會狀況。」(意味著我們小中產的富裕)。幾乎沒有任何黨派,能夠處處呼應那些由人民起義為全世界創造出的、新的可能性。民主這個詞很少在埃及提及。 我們在那裡說的是新埃及,或真正的埃及人民,制憲議會,生活全然的改變,以前未知、聞所未聞的可能性。它涉及一個將會來臨的新平原,這個平原不再只靠星星 之火去點起抗爭的火燃。這個將會來臨的平原,在一份抗爭力量的聲明和對新任務的緊握之間挺立著。在一個年輕突尼西亞人說:「我們,工人和農民的兒子,比罪 犯更堅強」,和一個年輕埃及人說:「由今天開始,1月25日,我參與國家的事務」之間挺立著。

人民,只有人民,是普世歷史的創造者。令人驚訝的是,我們的西方政府和媒體認為開羅一個廣場的抗爭是屬於「埃及人民」的。怎麼這樣呢?人民,只有理 性和合法的人民。這些人民沒有減少,這是為了一個問卷調查的大多數,或是為了一個選舉呢?幾十萬人參與的抗爭怎麼突然地代表了八千萬的人口呢?這是不可忘 記,而我們也不會忘記的一課。

只要超過一定程度的決心、固執和勇氣的門檻,人民事實上可以集中在一個廣埸、一條街道、幾間工廠、一間大學中……這是全世界將會見證的勇氣,特別是 那些伴隨而來、令人震驚的創造。這些創造有效地證明了有一個人民正在那裡挺立。正如一個埃及示威者強烈表示:「之前是我在看電視,現在是電視機前的人看 我。」

 

突尼西亞、埃及:當東風席捲傲慢的西方(下)


作者:Alain Badiou (法國哲學家)
原文見於:

http://www.lemonde.fr/idees/article/2011/02/18/tunisie-egypte- quand-un-vent-d-est-balaie-l-arrogance-de-l-occident_1481712_3232.html


譯者:Sabrina Yeung


沒有政府的協助下解決問題:


緊接著一個「事件」(注:「事件」這個詞語,在本文及作者其他作品裡都有特別涵意。如前文所指,其大意是能打開新的可能性的事,而不是一件已成事實 的事), 甚麼叫做「人民」,「人民」就是那些知道如何解決「事件」(注:新的可能性)帶來的問題的人;「人民」也是指佔據廣埸:食物、卧具、守衛、示威標語、祈 禱、防御性戰鬥等令這個廣場成為一個地方,所有事於其中發生的這個地方,成為一個象徵的地方,不惜一切代價要被人民守衛住的這個地方。對這來自各個地方的 數千人,那些問題看似難以解決,更何況,在這個廣場上,國家已失效。不要政府的協助而去解決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這就是一件事件的命運。這致使突然間,在 某個不確定的時刻,人民呈現,亦即是人民決定集合起來。

沒有共產主義運動,就沒有共產黨。我們提及的群眾起義,明顯地沒有黨派,沒有主導機構,沒有知名的帶頭人。這將永遠有時間去估量,這種沒有任何主導 者霸權的特點是一種有力的優點,還是一種弱點。無論如何,就這次群眾起義以一種純粹的方式所做的事,無容置疑是自巴黎公社後最純粹的,所有痕跡都說明它應 被稱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這裡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指:共同創造集體的命運。這個「共同」有兩個特徵:首先,它是一般性的,在一個地方代表人類全體。在這個地 方,人民由不同背景的人組成,所有言論都會被聽見,各種提議都會被仔細審查,所有問題都會如實地處理。接著,它會克服那些國家認為,只有國家才可以處理, 而實際上國家永遠無法超越的重大矛盾。這些重大矛盾包括:知識份子和體力勞動者之間,男人和女人之間,窮人和富人之間,穆斯林和利普特語文化之間,外省和 首都居民之間 ‧‧‧

涉及這些矛盾時,每一刻都會出現千千萬萬個新的可能性,當中「國家」,整個「國家」完全失效。(注:作者原文' Etat'(「國家」)是大寫,故譯者用開刪引號表明它是一個特別用語。這個「國家」表達的不是指中國、埃及、法國等專有名詞意義下的國家,而是指一個由 組織、規則、憲法等構成的「國家的效力」。所以作者說國家失效,是指在廣場上,示威人民在沒有任何政府組織、規則、憲法的情況下,自發組成一個沒有「國家 效力」,卻運作良好的團體,所以說國家的失效。) 我們看到一些來自別省的年輕女醫生,照顧那些睡在群眾內圍、怕生的受傷年輕男生,但她們感到從沒有的安心、平靜,因為她們知道沒有人會肆意觸摸她們的髮 端。我們也看到,一個工程師團體向來自郊區的年輕人請教,如何能使他們供應的電力令示威群眾繼續堅守廣場,保護這次抗爭運動。我們更看見一排基督徒為保護 伊斯蘭信徒祈禱跪拜而夜間巡邏、站立。我們看見一群商人向失業者和窮人提供糧食。我們看到每一個人都會和旁邊不認識的人說話。我們看到千個標語牌,當中反 映出每一個人混和一起,沒有中斷地創造屬於所有人的大歷史。這些處境的綜合,這些創造的綜合,建構了共產主義運動。這顯示出兩個世紀以前,一個獨特的政治 問題:如何在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斷產生新的創造。而唯一一個反動聲明仍然是:這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害,我們要相信「國家」。但是,幸而有突尼西亞和埃及人 民,向我們呼喚一個真正的、唯一的政治任務:面對國家,卻是要忠於運動的共產主義。

我們不希望有戰爭,但我們不害怕戰爭。我們過去到處說大型的和平示威,又把這種和平連結到群眾運動所重視的民主選舉。然而,看到若干人死亡,而每一 天都有新的死亡。在這情況下,死者是烈士,是積極的殉難者,也是他們這埸運動的保護者。應該付出激烈戰鬥的代價,去保護那些政治地點和起義標誌,從而抵抗 政權自衛隊和警察的威嚇。在那裡,除了最貧窮的人口中的年輕人,誰會犧牲自己?至於「中產階級」,出乎我們意料的Michèle Alliot-Marie(注:法國外交大臣,在突尼西亞群眾起義期間,獲當地政府邀請去旅遊。)說:「民主成果當前依賴於中產,亦只有中產。」他們記得 在關鍵時刻,人民的持久起義是由分散的群眾毫無保留的投身才能得以保證。防衛性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在這些困難的條件下,她(注:指中產階層)繼續休息,在 突尼西亞,自來其他省份的、可憐的活動人士被遣返。

我們可以認真地想像,這些無數創舉和殘酷犧牲不是為了一個根本的目的,而只是為了帶導人民在蘇萊曼 ( Souleiman) 和巴拉迪( El Baradei) 之間選擇其中一個嗎?就如我們可悲地順從於 薩科齊(MM. Sarkozy)和期特勞思卡恩( Strauss-Kahn)之間嗎?難道這就是如此一個輝煌時代的特別教訓嗎?

不,一千個不!突尼西亞和埃及人民對我們說:起義,建立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公共場所,用所有方法保護它,於當中創造行動的下一步和再下一步,這就是 實正的人民政治的解放。我現時不能全然肯定阿拉伯國家是否反對人民政治,與實質上她們舉行選舉與否,是否不合法等。無論將來如何變化,突尼西亞和埃及的起 義都有普遍意義。它們指示了具有普世價值的新的可能性。


@G418 轉自:silentblue_1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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