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Pastehas never been so t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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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ony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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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 (2012年版)

(2012-02-06 07: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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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昨天开始,我在家中翻看我以前的博客,从2006年开始,我从有一笔没一笔,写写赛车写写养狗,一直到今天尽量希望保持文章的质量的写作(前十篇不算 ⋯⋯)。就在两个月之前,我还在说不光光要杀戮权贵,还要杀戮人民,我唯独忘记了还需要杀戮的,那就是自己。杀戮是一个严重的词语,而且一般不用在个体身 上。但是有的时候,自己并不是只有一个。一个不杀戮自己的人是危险的,哪怕被迫无奈戳了自己一下,也要报复,比如1962年⋯⋯接着1966年⋯⋯接着三 七开了⋯⋯接着老时代过去了。
        
      在等到开学后,我将要去母校开始我的演讲,我想我已经找到了主题,那就是再有7个月,我便30周岁了。我要告诉我的少年校友,在这一万多天里,我犯下的各 种错误和反思。因为我一直不相信成功学,所以我讨厌在机场书店的小电视屏里看人家演讲自己怎么成功的。成功之道有很多未必能展开的东西,而且你也不能将自 己的狗屎运赠送给受众,所以看着他人的成功往往无助于自己的成功,但是听着他人的失败也许能避免自己的失败。

      翻看自己的博客,其实到2011年,我常常陷入到一种苦闷之中,就是不知道该写什么好,因为我是一个不愿意重复的人,好在汉字足够多,否则我早就厌烦了。 刚才我翻回到了2008年,那个年份就像在眼前。2008年,有雪灾,家乐福,地震,奥运会,三鹿。而在2008年的2月5日,也就是四年前的今天,我写 了一篇文章《这一代人》,很多人也许未必注意到这篇文章。但其实是从这篇文章,我开始了自己真正的杂文旅程。

        
      所以这个夜晚,我又开始想起这个题目。我出道的时候叛逆,反抗师长,离开上海,来到北京,就因为不知道听谁说过,搞文化就要去北京。那个时候的北京还没有 5环,后海还没有一家酒吧,我站在望京一所板房二十多楼的窗前,所有朋友都还在学校,成年人又都在使用icq和oicq,我举目无友,孤独的像只马桶搋 子。摊开电脑又写不出一个字,因为我的生活累积用完了。四年后,我唯独学会了怎么把车开好,回到上海,找到高中时候追求的姑娘,不多久,我的同学们都大学 毕业了,我们也又分手了。曾经有朋友问我,为什么2006年以前的报纸他看不下去,但到了06年以后就好多了,我回答他说,因为这一代人毕业了,开始进媒 体工作了。遗憾的是,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的朋友不喜欢看报纸,那时候的气氛更好,报纸自然更好看,也顺手启蒙了我。

      我觉得用十年来形容一代还是有些窄,我以前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从来不觉得一代人和一代人之间能有什么明显的分野,你说我出生自1989年和出生自1991年 能有什么大区别,无非前者万一是在某一天生日的话比较敏感,如果混论坛的话难以获得祝福。但就是这模糊的一代人,70尾,整个80后,90头,我充满着希 望。他们出生在洗脑教育的时代,却没有摊上人与人之间揪斗的年代,教材只洗了他们最不记事的那部分大脑,而且由于洗脑内容实在枯燥,引发逆反,同时互联网 和西方产品出现,他们会有更深的被欺骗感。由于找不到实际的行骗者,他们也暂时没法报仇,他们现在虽然都在社会里不上不下的地方挣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 只限勾心斗角,但都更加努力,因为社会剧变的带来的暴富机会他们都没赶上。在我少年去北京的时候,我一直不屑于和我的同龄人交往,交了几个前辈朋友,虽然 人都不错,但现在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还都是这一代人。所以我相信这一代人可以见证很多东西,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头皮屑。

      我很期待这一代人各自拥有了更多权力以后的社会变化。权力改变权力。政府拥有公权力,但其实每一个个体的话语权,具体人权,能力,社会影响力,甚至苍白无 力,都能汇聚成权力。足够多后者,就能够改变公权力。但改变公权力并不是目的,束缚公权力才是。这也是我年前第一篇文章中有一点没有说好的地方。没有压 力,何来动力。我们目力所及的某些进步也只是因为科技在进步。到最后,依然只有权力才能改变权力。还是那句话,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往往就是个什么东西。所 以我很好奇这一代人能组成一个什么东西。当然这不像中国人所钟爱的刷卡就能提现货那么直接,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最光明的转机也许就在这一代人身上。这是我 四年以后重新写这个标题。在2008年的时候,那篇虽然写的不错,不过为了拍马屁,我拼命埋汰以前那几代,还居然说这一代人中的笨蛋和王八蛋还没有浮现。 以后每四年写一次吧,献给同年代的朋友和若隐若现的王八蛋们。

      只是,25号又要还贷了。
 

个体的意义

在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各个领域里,最直观、最感人,也最容易引发共鸣的,无疑是“救助个体”。看到一只伤愈的红隼重返蓝天,足以让每一个在场者热泪盈眶。

但是,很容易被志愿者忽略的一点是,救助野生动物个体的价值往往并不在个体本身,而更多地在个体背后的整个种群。这和救助人类社会中的弱势个体是不同的。

动物和人的差异很多,按照演化生物学家 道金斯 等人的观点,最大的差异可能在于动物缺乏文化。在这里,文化的定义是“与遗传无关、但可以模仿和传承的行为模式”。

人类社会中,文化因素正在逐渐压倒遗传生理的因素。我们对自我的改造能力越来越强,先天遗传素质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小。当我们说 “每个人都独一无二” 的时候,这种独特性大部分来源于后天。而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更是几乎全部来自文化领域:他的一生中会创造出无数的新思想和新事物,影响身边的每一个人;而 当他死去时,哪怕他的血脉有后代来传承,那些未曾表达出来的无数思想也会永远消失。相比之下,他对人类的遗传贡献显得微不足道。

然而,野生动物个体在环境中的绝大部分行为,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基因;个体间的文化传承即便存在,影响也通常微乎其微 [1] 。 如果两群狼面对同一场景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那是因为它们的遗传特征不同,而不是因为它们各自经历了不同的狼群历史、有不同的狼群文化。就算有动物因为和人 相处而从人类这里习得了复杂的行为,当它回归野外时也几乎不可能把自己学会的 “人类技巧” 教给其它动物、改变原有的文化。一种不适应其所在环境的人类文化可以导致一个文明的毁灭,但动物界中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巨大的效果。

因此,野生动物的价值更多地承载于它的基因之中,种群本身的延续更为关键。个体的死亡是必然的,但基因通过种群基因库可以长存下去,维持物种的存在。 我们保护野生动物个体,更多是一种保护种群的手段,本身并非目的。 所以黄石公园才会引入狼来控制鹿的数量、来淘汰老弱病残。这样的行为在人类中无法想象,在自然界却是完全正常合理的;我们经常用人类的眼光去看野生动物,忘记了我们之间的客观差异。

而假如一个物种本身并未濒危,那么刻意保护它们的个体,对整个物种也没有多少好处。如果我们出于其他理由、依然希望保护这些个体免于死亡的话,那就不属于狭义动物保护的范畴了。

【1984 - 2007】

物种的意义

如果保护个体是手段,那么保护物种、保护地球生态是不是就应该成为终极目的呢?

但实际上这两个命题都很可疑。物种虽然寿命长,但早晚也要消逝,新生代哺乳动物每个物种的平均寿命也不过几百万年而已。地球历史上至少 99.9% 的物种都已经绝灭了,绝大部分都和人类没有关系。

至于 “保护地球”,则问题更大。其实,没有哪个物种是 “不可或缺”的。有些物种消失后其地位立刻被取代了,有些会波及到其他物种,只有很少数的物种一旦绝灭可能会引发生态系统大范围的崩盘。但是,崩盘了也不 是世界末日,几千万年过后,一切又都会重头再来。地球是很脆弱,很容易被打得鼻青脸肿,比如发生在大约 2.5 亿年前的 P/T 绝灭事件 杀死了海洋中大约 96% 的物种;但是地球又很顽强,不管多惨都能恢复回来,P/T 之后过了 1000 万年,物种多样性就超过了绝灭之前的水平。

类似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这有点像一个不倒翁,一推就晃,但怎么晃都不倒;换成生态学术语,就是 “在地质时间尺度上,地球整体生态系统的抵抗力稳定性很弱、但恢复力稳定性很强。” 坦率地说,只要太阳系的结构维持不变,我想象不出任何方法能把地球生命打成万劫不复;就连核弹也不能保证消灭所有无脊椎动物。

那么我们天天强调要维护生态系统图的又是什么呢?就像是一个人成长期间摔过了无穷多跤,未来也要摔无穷多跤,为什么偏要执着于阻止眼下的这一跤呢?

很简单,地球经受得起生态系统的崩盘,人类可是受不起。虽然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每次都恢复了,但每次陪葬的物种数目却不计其数。不要说生态系统崩盘了,脆弱的人类经济体系连海平面上升几十厘米都招架不住,这让地球历史上动辄上百米的海平面变化情何以堪。

由此,似乎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我们保护生态,不是像口号里宣传的那样是为了地球,而根本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地球其实根本不在乎我们怎么闹腾,它有的是时间来恢复;可我们等不及。就算人类没在灾变中直接陪葬,等地球恢复完了人也该没了。

而如果不考虑 “保护我们自己” 这个因素的话,保护其它野生动物的动机似乎也变得不充分了。人类的捕杀直接或间接导致了猛犸的绝灭,这件事情应该责怪人类吗 [2] ? 但如果这是人类的错,三叶虫绝灭又是谁的错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硬骨鱼考虑一下三叶虫的感情和生存权 [3] ? 恐龙经受不住小行星撞击而绝灭了,这又应该怪谁呢?恐龙自己还是小行星? 一种生物适应不了小行星撞击,另一种生物适应不了人类出现,二者究竟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在一个外星智慧看来,也许是这样的:如果人类把猛犸象杀光了,那是猛犸象缺乏像蟑螂这样的适应力。如果人类因为滥杀生物导致自己毁灭,那是人类过于 愚蠢、活该倒霉。如果人类通过保护其它物种使自己得以延续,这就很聪明、很高瞻远瞩;但这不是必然结局,不是理所应当,也谈不上道德高尚。

但我是人类,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希望人类走上最后一条路。

【保护这个世界,保护你自己】

保护的意义

然而,物种存活与否,以人类的价值确实太难判断了,毕竟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还十分浅薄。而难以具体讨论时就诉诸抽象,有了这种常见的思维习惯,很 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动物保护不仅仅是为了物种本身的存活,而且是顺应(某个不可捉摸的)自然规律;违背自然规律是会产生不良后果的,这个总该没错吧……

这篇文章不讨论其中的自然主义谬误,只说一下把 “保护” 等同于 “顺应自然” 的问题。

顺应自然,听起来很美好,但实践中却根本无法执行——自然界的绝灭是一直存在的,大灾难有绝灭,平时也有绝灭。那么,假如有一个本来要绝灭的物种被 强行挽救回来了,这算什么情况呢? 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损伤了其它本该繁盛的物种的利益呢? 动物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比如流浪猫的繁盛通常都会给野生鸟类带来严重的伤害。不管这样做好不好,这显然是对自然界的严重 “扰乱”。

那么不扰乱,该灭绝的让它们灭绝行不行?问题又来了——谁该灭绝呢? 你不作为,就会有其他的人类活动影响;而这些活动影响是永无可能被完全抵消的。大熊猫的地位至今也没争出个所以然,它们在野外天然栖息地的生活能力极强, 完全不用人担心,真正的问题在于栖息地本身遭受了严重的人为破坏。可是,栖息地本来就是会因为气候变化而改变的,如果人类文明从来没有存在过,大熊猫会不 会因为自然的气候周期而遭受危险呢?没有人类的话它们会什么时候气数已尽?绝灭之前会不会产生出新的物种?没有人知道。

所以,实际中的野生动物保护原则其实就一句话: “尽可能维持现状”(包括“恢复到以前的现状”)。因为这样对人类自身最为有利,环境不变我们才能安安稳稳地发展文化和经济嘛。这样做是不是打断了某个玄而又玄的“自然进程”?

如果把 “自然” 定义为除人类之外的一切,那么人类的每一个行为都是 “打断”。而考虑到人类不过是演化之巨树上的一个小小旁支,那么无理由地割裂 “人类” 和 “自然”,是不是才是最根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呢?


【城市,发展不应是对自然的侵蚀】

实践中的保护

但现实中的野生动物保护的最大困境不是环境伦理,而无一例外在于资源不够。有限的资金如果撒胡椒面一样平分给每个物种,大概会一事无成;残酷的现实使得野生动物被迫分出了不同的等次,我们会优先把资源投给那些花费小、意义大的野生动物。

生态学上的关键种肯定更值得我们去付出,因此,出现了两个保护生物学里专属的概念: 伞护种旗舰种

所谓 “伞护种”,本身不一定有多大的生态学地位,但它们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能覆盖很多其它物种;只要有人出钱保护了它,就能连带保护很多别的物种。这样的好买卖当然不能放过。围绕伞护种建立动物保护区始终是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方向。

而 “旗舰种” 甚至连生存环境这个要求都可以放宽,它的基本标准严格来说只有一条:能卖萌,能招人喜爱,能吸引眼球,能拉捐款。如果同时满足伞护种的标准那就更好;若是 连带还有民族象征、国家特色等等,那就近乎完美了。大熊猫也因此成为迄今为止最完美的旗舰种(WWF 拿它当徽标不是没有理由的 [4] ):它足够奇特,还算珍稀(身为 EN 级别,已经合格了,虽然还有很多物种都比它更珍稀 [5] ),萌起人来天下无敌,并且还相对容易圈养 [6] ,也能胜任伞护种的角色。

经常有人质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保护大熊猫。确实,大熊猫相对来说得到了更多的重视,但大熊猫本身的宣传意义、对川滇一带整体生态保护的意义也是确 实存在的。不可能拯救每一个,但总应该努力争取更多的人,拯救更多的物种。客观情况如此,我们只能把某些物种放在优先地位,把资源相对集中在有意义的领 域。

因此,前三部分的意义讨论并非空谈,我们不得不据此对资源的安排进行取舍。一些保护者太过执着于动物个体、执着于虚无缥缈的 “所有动物的利益”,或者某个不能明确表述的 “自然规律”,以至于花大力气为某些其实并不濒危的生物摇旗呐喊,我不能说他们一定错了,只能提醒他们,这些资源本可以用到更有价值的领域里去。

 

韩方大战中的思维陷阱

【为网易新闻专业控写了篇专栏。其实这事都有些过气了。不过大概正好适合我貌似公允地来总结吧。】

 

最近,韩寒和方舟子围绕“韩寒作品是否有人代笔”这个问题,越战越烈,卷进来的人也越来越多。论战之中,很多人都暴露出一些思维陷阱。

认知疗法的开山鼻祖Aaron Beck总结出抑郁症患者常有的思维陷阱,后来又有学者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扩展,发现它们并非抑郁症患者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于每个人心里;它们也并非只让我们掉进抑郁的无底洞,还可以让我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犯错误。

本文试图列举韩方大战中所表现出的一些思维陷阱。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文的目的是描述,而非指责。虽然思维陷阱不是好现象,但也不要把它们妖魔化。 思维陷阱来自于人类的本性,并不可怕,也不可耻。从来不掉进思维陷阱的人,现在还没有生出来。我只是希望,在你明白了陷阱的模样之后,将来可以避免这些思 维陷阱,则退可以拒抑郁、保乐观,进可以说道理、讲逻辑 。

 

草率结论

“草率结论”这个思维陷阱,顾名思义,是指你看到一点证据,不经周详思虑,立刻就下结论。它是陷阱中的战斗阱,其他陷阱多少也都会导致草率结论(各 个思维陷阱之间本来就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而是枝叶交错地盘缠在一起)。下草率结论的原因,一般是因为你在内心深处有一个或明或暗的声音,对外界的信息会 抢在理智之前做出反应,向你喊话。

抑郁者很容易把外界的一点风吹草动,立刻找到一个坏的结论,比如,老板跟你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于是你立刻想:“完了,肯定是我的工作没做 好,轻则被骂、重则卷铺盖滚蛋了!”但是,为什么不会是老板叫你去夸你工作做得好、给你加薪提职呢?可能是因为你内心深处对自己缺乏信心,或者认为自己不 配表扬,只有犯错老板才会找你。

方舟子在对韩寒的质疑中多次坠入这个陷阱。比如“写于初二的《书店(一)》:‘还有《男人如何博得女人欢心》,其实就等于把‘怎么调情’说得更加含 蓄,就仿佛植物有它的学名一样。买此种书的人往往作贼心虚,付了钱之后就落荒而逃。’这完全是属于中年人的恶趣味。”这个结论下得过于草率。别人我不知 道,至少我自己,在初二时也有这等恶趣味了,只是不敢象韩寒那样写出来而已,倒是现在年近中年,对性的趣味反而趋淡。

类似的例子还有:把韩寒“彻夜阅读《二十四史》”当成“(完整)读过二十四史”然后批驳之,甚至到韩寒的文学作品中寻找与现实不合之处,这些错误对于以打假、科普闻名的方舟子来说,犯得实在太草率了。

 

读心术

“读心术”是指你自以为是地推断出别人的动机、想法。比如,当你在街头打电话时,旁边一个人忽然噗哧一声笑了,你想:“这家伙肯定是在嘲笑我刚才说 的话!”但他也许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个好玩的段子。类似的,你在公司里碰到老板,他板着脸没理你,你会惶恐地想:“完了,他一定对我有意见!”但他也许只是 正好心情不好,或者沉浸于某个重要问题。

这个思维陷阱非常普遍。比如,某些军事论坛上常可看到“美国驻军阿富汗、渗透巴基斯坦,就是要在中亚布局,准备包围中国”之类的言论。这就是在读美国司令部之心了。

韩寒也解读过方舟子的心,比如在《孤方请自赏》中说:“(方舟子)看见一个叫麦田的人用阴谋论和窜改的数据写了一篇文章,这种路数方舟子一看颇为眼 熟,惺惺相惜,想搭个顺风车给自己增添一些履历……”这是推测方舟子质疑的动机是“给自己增添一些履历”,但从方舟子的过去来看,他的动机还可能是他对打 假的执着。

这个思维陷阱反过来的另一种形式是,认为别人应该明白读得懂你的心。有网友发微博说:“用DICT和SPSS测试了韩寒和路金波在2008到 2011年间的新浪微博文章,结论是,不能证明二人文章有显著不同。”方舟子评论说:“这个研究有意思。如果能设一些对照,例如韩寒和其他人(比如我)的 博文对比,就更有说服力了。”韩寒认为:“方舟子先生的意思很明显:一个软件证明,我和路金波的文章差不多,所以暗示其实我的枪手是路金波。”方舟子解释 说:“我实际上是在批评这个实验设计,它只比较了韩寒和路金波两个人的文章,即使不能证明二人文章有显著不同,也不能说明什么”。

但在当时方舟子质疑韩寒的语境下,很多人大概都不会把“这个研究有意思”解读成“我实际上是在批评这个实验设计”,而会做韩寒那种解读。在这里,韩寒误读了方舟子的心,而方舟子误以为他的心韩寒应该明白——唉,这场架的剧本莫非是琼瑶写的?

 

隧道眼、聚焦眼 

“隧道眼”指你仿佛身处隧道之中,只看见隧道尽头的一小部分事实,而看不见隧道外其他不同的事实。“聚焦眼”指你虽然看见了其他事 实,但却有意无意地只注意一部分事实,而认为其他事实不重要。抑郁者基本上都对两个思维陷阱是逢坑必跳,屡屡只注意坏事,不注意或少注意好事,当然不抑郁 才怪。 

这两招也是网络上的制胜法宝。很多人内心深处的立场太坚硬,只看得见自己想看的东西,在辩论中列举起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来滔滔不绝,对自己不利的证据则一概无视,然后翩然自以为“完胜”、“秒杀”。

方舟子在质疑韩寒时,连续发出很多重炮,比如发现韩寒以前的文章显得老成,不像出自一个少年之手。这本是合理的怀疑,是有利于方舟子的证据。但韩寒 回答说,那是因为他年轻时写文章“故作老成、非常做作”,这个解释很符合年轻作家的心理,合情合理,反而证明了这些文章是年轻人所写。然而,当这个证据转 而对方舟子不利后,方舟子就没有对此再做出回应,而是继续去寻找其他可疑之处,似乎有时只看得见对自己有利的证据,看不见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这两个思维陷阱也里挤满了双方的粉丝。方粉拿着聚焦镜看一些合理的质疑,韩粉拿着放大镜看一些被驳倒的质疑,然后一起在陷阱里合唱“你真脑残”。

 

非黑即白

“非黑即白”是指你在面对事件或信息时,把它不是定位在乌漆的黑,就是定位在纯洁的白,而没有意识到,在纯黑和纯白之间,还有大量的过度灰色地带。 比如,你有个朋友,一向对你很讲义气,但有一次他忙着陪女朋友,没来帮你的忙,你一下子就把他打上“重色轻友”的记号,从此对他心怀芥蒂。这样的心态下, 很容易把世界和周围的人都迟早贴上黑色标签,陷入抑郁。

网络上很多人的言论都暴露出这个陷阱。比如,说起民主,就是民主国家也有种种弊病,说起自由,就是西方社会也没有绝对自由,然后由此否定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这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的世界是黑白色的,没有认识到民主和自由也可以渐次推进。

在这次韩方大战中,不断有人发出“啊,原来韩寒是这样的人!从此鄙视!”、“啊,原来方舟子是这样的人!从此鄙视!”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只存得下非黑即白的世界,一旦对方表现稍微不合己意,立刻从天堂贬到地狱。

媒体在这方面的表现更糟糕。很多网站趁此机会推出投票,但选项往往只有两个,要么支持韩寒,要么支持方舟子,而没有中间选项,这就强化了网友心中的非黑即白的印象。

 

战胜思维陷阱

如前所示,思维陷阱毫无高深奥秘之处,都只是些常人易犯的浅显错误。只要我们扪心自省,都能从过去的思维中找到陷阱的痕迹。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其中道理之后,就可以绕过思维陷阱。

怎样防止呢?很简单:当你很快地下了一个结论时,不要急着行动或发表,退后一步,仔细想一下:我忽略了相反的证据吗?我盲从了内心的声音吗?我对别人动机的推测有证据吗?我是不是把别人判断得非黑即白?

古之君子日三省乎己,我们如果在思考时也能自省一下这四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避免一些思维陷阱,在生活中更快乐,在网络上少犯错。

 

只要你抛开一点面子问题

 

假如有两份工作,其他方面都一样,但第一份的年薪是5万,而同事的年薪是2.5万;第二份工作的年薪是10万,而同事是25万,你选择哪个?

 

又假如有两份工作,其他方面都一样,但第一份的年假是2个星期,而同事的年假是1个星期;第二份工作的年假是4个星期,而同事是8个星期,你选择哪个?

 

这其实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莎拉·索尔尼克(Sara Solnick)和大卫·何门威(David Hemenway)的两个实验。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法兰克(Robert H. Frank)在《奢侈病》[1]一书中介绍说:大多数人在前面的问题里选择第一份工作,而在后面选择第二份。

 

为什么呢?照理说,如果你喜欢实惠,应该两种情况都选第二份工作;如果你喜欢攀比,应该两种情况都选第一份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别呢?

 

法兰克解释说,消费分为两种:炫耀性消费非炫耀性消费。休假是非炫耀性消 费,人们一般不会比较谁的假期更长,因此在面对假期的选择时,主要考虑到的是假期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快乐,因此会选择越长越好的假期。但年薪就不一样了,钱 是最可炫耀、也最能带来炫耀的东西,因此,哪怕5万美元能买的东西比10万美元少,人们还是会更在意比别人钱多,而不是钱能给自己带来多少东西。

 

这个实验虽然是在美国做的,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定都不陌生。我们也用不着什么炫耀性消费、非炫耀性消费之类拗口的名字。在中文里,它们有两个更直截了当的名字:面子、里子。在上面的两个问题里,选择了第一份工作的人,中文也有一句直截了当的话来形容: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这在中国也是处处可见。有人明明生活在公交系统发达的城市,却非要买辆车每天在堵车大潮中慢慢地挪去上班,再加上牌照、维修、油价等数不清的烦心 事,只是为了在同事面前有面子;有人明明囊中羞涩,却非要东凑西借加啃老,凑齐首付买房子,宁可以后生活质量下降、每个月为房贷发愁,也要说出去是有房一 族;有人家徒四壁,但省吃俭用也要攒齐一身名牌穿戴,出门走在大街上,倍有面子;更糟糕的是,很多政府也要面子,耗费巨资大建“面子工程”,结果老百姓只 是被面子了,往往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其实,也不用说别人了。我们每个人看看自己,又有谁没做过几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呢?

 

要面子本是人正常的心理,它本质上是提醒你,要注意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显然,别人怎么看你是很重要的,因 为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生存和繁衍与别人对我们的态度息息相关。如果你的邻居认为你是个差劲的猎人,很少能打到猎物,那他们打到猎物时,也不会分你一杯 羹,因为他们觉得从你这里得不到回报;如果你的村人认为你一贫如洗,那他们很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无视你,因为他们觉得和你交往得不到好处;更糟糕的是,如果 大家认为你软弱好欺,说不定下次商议事务时,直接就把你的利益牺牲了。因此,我们天生就会注意别人怎样看自己。

 

然而,在目前的中国,面子心理特别容易误入歧途,因为一来现代社会的人际圈子比远古时期大得多,你需要顾及的别人目光更多;二来因为现代社会里你需 要维护面子的地方更多(从传统的衣服、首饰,到新出现的手机、汽车);三来面子与个人的尊严感严密相关,但在目前的转型时期,信仰缺失,人们只能盲目地用 物质来衡量个人价值和尊严,而且公民权利没有跟上社会转型的步伐,一些传统权利被席卷而去,更多的现代权利却没有随之而来,这都大幅降低人们的尊严感,于 是只能转而从物质指标里寻找尊严和面子。

 

但是,过分注重面子,可能会妨碍你得到真正的快乐。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大象与骑象人》[2]一书中举了个例子:人人都喜欢住大房子,都讨厌上班路途太远。但是,对于在城市里工作的人来说,同样价格的房子,肯定是越近的越小,要住大房子,只好到远郊去啦。那么,到底是应该住小房子、就近上班呢,还是住大房子、每天奔波呢?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研究表明,房子大小,与幸福没有关系,但上班的通勤时间太长,却会损害幸福感,因此,你应该住小房子,就近上班。

 

但是很多人显然不同意这个结论。比如大部分美国人都宁愿每天花两三个小时奔波在路上,也要在远郊住上大房子。为什么呢?

 

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房子能给人们长面子,而上班时间则没有这个功能。你可以邀请别人到你的大房子里来做客,或者平时有意无意地提起:“我家的房子么,不大,才两百平米而已。”但你就很难向别人炫耀:“我上班的时间么,也挺累,要15分钟呢。”

 

当你买房子或者租房时,大房子当然住着更舒服、远距离通勤当然很累人,但大房子更能给你挣面子,而通勤的酸甜苦乐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因此,很多人会选择远郊的大房子。他们这样做固然有面子,但日积月累下来,虚荣心会消退,通勤的苦恼却每日长存,悄悄侵蚀掉他们的幸福感。

 

因此,面子虽然能给我们带来一时之爽,但我们需要防止它过度膨胀,才能更好地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得到更长久的真正幸福。如果你发现自己在一天之 中,所追求的大部分是别人的艳羡,而不是自己的幸福,就需要警惕面子心理对你的劫持。正如罗大佑所唱:“或许你将会发现人生还算美丽,只要你抛开一些面子 问题。”当你能够控制自己的面子心理,把注意力从别人心里转移到自己身上,就能放下大块包袱,拨开许多纷扰,直接去追求、享受真正的幸福。

 

为什么方舟子比韩寒更民主(大结局)——是扯淡

(你一定注意到标题改变了。往下看,后面有原因。)

大结局  韩方之争

在最新的博客中(2月3日),韩寒终于做出了一些调整。

他终于在博客的开头,向自己的支持者表示感谢了。以前的韩寒,很可能不屑于此。他可能会觉得,这就像是流行歌星一上场就“我想死你们了”一样俗不可耐。当然,如果你只想做一个纯的艺术家,装酷是没有问题的。窦唯就从不和听众互动。

但是要想在民主社会中做一个领袖,或者,努力做一个有民主范儿的领袖,必须时刻记住:你的粉丝就是你的一切。

方舟子在这方面可谓经验老到。他嘴上很少夸粉丝,但是经常狂转粉丝夸自己的帖子。这貌似自恋。其实,恰恰是对支持者的极大精神奖励。罗永浩对此也不 理解,觉得方舟子转的这些帖子能把人恶心死。的确,对外人来说,未免显得恶心。但在粉丝团内部,以及任何民主政治运动中,此种对领袖忠实追随者的奖赏,都 是提升士气和凝聚力的有效方法。

其实罗永浩自己,不自觉地也用到了一种类似的政治窍门:罗有时会破口大骂自己的某些粉丝是“傻逼”,将其赶走。这同样能提升“好粉丝”们的自豪感。 每个没有被骂的人,都油然觉得自己得到了“罗老师”的认同。和支持者频繁进行互动,无论是捧场还是责骂,都能提升领袖的人气和威望。

罗永浩最厉害的一招还是:在遭到方舟子攻击后,他立刻对自己学员进行回访安抚。作为商人,学员才是他的核心支持群体。这也是方舟子在罗永浩面前无功而返的重要原因。

而韩寒,直到2月3日博客之前,都很不重视拉拢支持者,总是摆出一副“事实如此,明眼人都能看出”的态度。其实天下哪有什么尽人皆可见的事实?只有支持你的人,才能看见你所看见的东西。

2月3日的韩寒博客尽管有进步,还是有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也是其他人(如李开复)同样犯过的——总是在抛出一堆自以为非常“充分”的论证之后,就宣 布“再不回复”!殊不知,这样做等于轻慢了所有旁观者。你能想象一个民主社会中的竞选者,在发表一次电视演说之后就宣布:“我的话已经说完了,你们还不明 白应该选择我吗?还不明白?我懒得再跟你们说了......”

要在一个民主社会、或者一个有民主气氛的社会中成功,你必须永远记住:没有低素质的选民,只有不合格的领袖。

 

大结局 之 大结局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条最牛逼的道理:本系列文章所言,全是扯淡!

把“方舟子”、“韩寒”和“民主”三个话题放在一起,纯属扯淡。这事从一开始,就和民主没有半文钱的关系。现在也是。完全是作者臆想天开,一厢情愿地拿“民主”这杆尺子来量度韩寒和方舟子。其实他俩何时曾在乎过民主不民主的话题?

他们只不过是吵架而已。至于其中用到一些民主社会里的招式,也完全是偶然。

围观群众呢?他们又哪里关心过民主了?

这个系列文章就是一场思想实验,一段自我梦呓。明天一梦醒来,一切都会不同。我不会再关心自己说过些什么,而你们,每个读者,可能从来就没有看懂过 我在说些什么。你们也会忘记今天韩寒和方舟子说过的绝大多数话。你们只会记得一些结论“韩寒是骗子”或“方舟子是混蛋”。但连这些你们最终都会忘记。最 后,连你们自己到底是谁,自己想要什么,都会模糊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韩寒一定是最终的胜利者。

因为,在明天那个一切都不同的世界中,他比之方舟子,不但是更年轻的一个,也显然是更开放、更会学习的那一个。

他的胜利,将以方舟子不能想象的方式发生,以我们每个人今天都不能遇见的方式到来。

只要世界还在变化。

 

吃掉世界的老鼠

夜里,我被巨大的声响惊醒,巨大的牙齿砸碎我家的屋顶,还差一条床缝就挨到我的脚。

爸爸、妈妈、我和妹妹,不带任何东西,就往北跑。

李伯也跑,王婶也跑,张叔也跑……我看不到邻居的小毛,想来他已经到了老鼠的牙齿后面了。

我们一直跑到北面的国里,我们对人们喊说,

那要吃掉世界的老鼠就要过来了,由南往北,已经咬掉了我们那里,不过多久,也会到这儿,大家要么逃跑,要么想法反抗吧。

可是有人来,抓了我们,送到枪毙的旷野,说我们造谣,散布恐慌给人们。

枪对着我、爸妈、妹妹、四叔和王婶……可我一点也不害怕,过几秒,他们用子弹打死我们,像一个月前我们打死从南边来的人一样。

而再过一个月,或再多点,或再快点,他们也会死,和我们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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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毛说”——公然鼓吹歧视的“屌毛理论”
赵牧
      提示:此文缘起2004年上海解放日报评论员"吉方平"攻击公共知识分子。原博文被河蟹了,重贴。
(一)
     曾与东北人有过些接触,知道黑土地有个流行的脏词:“屌毛”(更高级的形容词是“屌毛灰”)。
     除了“王八蛋”,我的文章还没用过这样的脏词。不过最近几乎二十年不闻的“皮毛”理论又卷土重来,而“屌毛”则特别能生动地阐释这皮毛说的本质,所以就不惮用一次。
     从东北人使用此词的语境看,它类似于“你是什么东西”——这是出口成脏者表示对对方的完全不屑和轻蔑。
    说起“毛”这个词,在中国不但构成过颇多著名的成语,而且也确实常常用于轻贱的场合。比如“轻如鸿毛”,比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比如“九牛一毛”。
     无论哪种“毛”,都微不足道。黑土地的“屌毛”更是如此,这玩艺再提炼一下,上升到理论也不足为奇。
     下面就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附成语故事于文后)。这成语的古义是讲,对百姓不要搜刮太狠,搜刮太狠,把百姓整趴下了,将来就没得搜刮了。这里的 “毛”本指搜刮到的财物。以帝王的眼光看,这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思路。但后来这成语的语义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比喻。
语义发生变化是正常现象,一种变化能被广泛接受,通常也有符合现实的逻辑。

     生物总要有所依附或呈共生状态。所以,孤立地谈谁是谁的“皮”,谁是谁的“毛”,很容易出问题。比如,地球上的万物,相对于地球都是毛——甚至可以说都是寄生物,地球则是“皮”。但地球自身的存在也是需要要条件。
    在刀耕火种时代,初民就发现“轮作”可以保持土地肥力,还有不能“涸泽而渔”的道理。这些发现后来也成了统治阶级的“先进思想”。西汉初年奉行的国策就是“休养生息”,据载这还造就了“文景之治”。
     你说农民和帝王究竟谁是谁的皮?谁是谁的毛?
     按休养生息这种“先进思想”的认识来讲,这帝王不但把农民当作皮,而且还知道这张皮不能弄残了,才能长出年年他们下剪刀的毛。

     战国流行“士”(其中有些人类似现在说的知识分子),孟尝君门下号称三千食客,相对于孟尝君来讲,三千食客是“毛”。贵族孟尝君就是“皮”。
     不过,这“皮毛理论”是不能机械化的,权以孟尝君门下最著名的食客冯谖为例,这冯谖头脑聪明,点子特多,却是四体不勤的人。他曾穷得无以为生,后来跑到孟尝君门下寄宿,白吃白喝还屡屡抱怨孟尝君的招待不周,上演了一出著名的“弹铗三歌”。
     冯缓虽然四体不勤,但他对“皮毛理论”的辩证关系认识显然很透彻。
     有一次孟尝君让他去封地薛向农民收租子,冯到了薛地,当着贫苦百姓的面,一把火把债券全烧了——相当于说,各位贫苦的农民兄弟,今年你们的农业税全免了!他还假称“圣旨”说这是孟尝君本人的意思。
冯缓回来覆命,孟尝君问:收上来什么奇珍异宝?冯谖说:我看你的仓库里什么宝贝都不缺了,唯独缺乏“仁义”,所以就给你收回一堆“仁义”。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但也没有勃然大怒,而是对冯谖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你下去吧。
     事情就这么巧,后来这孟尝君落难如丧家犬般逃入薛地,薛地百姓箪食糊浆、夹道相迎,孟尝君大为感动。冯谖对孟尝君说,这就是我为你收回的宝贝——“义”。
     王安石曾著短文把孟尝君骂了一顿,说他门下鸡鸣狗盗者众多,这是“士之所以不至”的原因。王安石说的有道理,但冯谖是个例外,如果当年不是冯谖收回一堆 “仁义”,孟尝君可能早就玩完,根本不可能有后面利用“鸡鸣狗盗之徒”以脱离虎狼之秦的故事。所以,对孟尝君来讲,冯谖这根“毛”是有大用之毛。
     然而,天下何“毛”无用?
    头发是毛,腋毛是毛,阴毛也是毛。哪个毛没有相应的功能?
     文革时有部电影《决裂》,里面有这样一个细节,一老教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解“马尾巴的功能”。这是个嘲笑知识分子的情景,幸好这教授讲的不是人体生理课, 讲的不是体毛的功能,如果他讲的是体毛比如阴毛的功能,真不知会招来何等大祸。若用东北方言演绎故事情景,形象合理的场景设计应该是这样的:那教授被架上 土飞机,然后批斗他的红卫兵之流一边揪着他的脖领,一边吐沫横飞地厉声质问:“你在这贩卖‘屌毛’理论,居心何在?”。

(二)
     “屌毛理论”可分两种,一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如各种毛发的生物功能;另一种是政治学意义上的,就是给不同职业或群体打上印记。中国古代有“九儒十丐” 说,可见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不怎么样,就比叫花子强一点。把知识分子比作毛,是明确的贵皮而贱毛,这种“皮毛说”自然好不到哪里去,它是对一个群体的公然蔑 视。“屌毛”的脏词恐怕也是流行的统治观念的产物。马克思说得好,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皮毛说”的理论要走向极致说它是“屌毛理论” 也不算夸张了,看看焚书坑儒——那些读书人的命运是不是“屌毛灰”不如?
    前些日子,江湖流传“皮毛论”,有个吉某一口咬定知识分子是毛,不可以独立。他没说知识分子是什么“毛”。比如是汗毛、还是阴毛什么的。根据那断然且不屑的口气推测,也差不多到了要直呼“屌毛”的程度了。
    我对这号无须论证斩钉截铁的“皮毛论”还算熟悉。说你是毛就是毛,不毛也毛。一直要说的你心里发毛。
的确,任何“毛”都无法独立。头发之于头皮,腋毛之于腋下,阴毛之于阴部,无论什么“毛”都要有所依附。如果有某种权力能决定你就是一根毛,你奈何不得,那“屌毛理论”也就真可以成立了。你算什么东西?——屌毛,甚至屌毛都不算。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话语层面就凸显现了一种根深蒂固且相当可怕的基因。
    就说屌毛吧,从生理上讲,也应该对它的作用有起码的认识理解和尊重。我以为,这世上除了疯子和变态者,不可能有人牛B到连自身毛发都在全体蔑视之列;同样,也不会有几个人会为某种毛的脱落,又惊又怒吧。就算彻底秃了头,又很要面子,也还可以选择戴假发嘛!
体毛尚且如此,况活人乎?
     打个比方,将来我儿长大、经济上自立了,事事不要我管,由于有代沟,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不顺眼,咋办?
     犯法的事有法管,我不能管;不犯法的事呢?他不想让我管,我也奈何不得。我总不能用老子的权威喝斥:“屌毛!尔也敢闹独立乎”?
     观察亲子关系情状的演变,特别容易看出这“皮毛说”的霸道。中国过去有三纲五常,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现在有几个父母还如此不开明, 还能蠢到这种程度?现在许多父母都知道要尊重儿女,对待他们要有平等意识,要尊重他们的隐私,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不能打骂恐吓。亲生儿女尚且如此,何况不 是你的儿女。
     但在中国,偏偏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哪个敢争辩,那有权有势者一定是要“屌毛”相向的。如此古老、悍然而又经典的“屌毛理 论”,马克思愤怒抨击过的“初夜权”也比它差得远了吧。强权的水平能达到普天下人被顺奸,还能深感荣幸,他娘的这才是最高阶段。
      那个吉某是谁的“毛”,什么颜色的“毛”,他没自道。这个旁人原本不必操心,此公甘愿为毛,哪怕是“屌毛”(屌毛灰)也是他个人的自由。问题是,以当屌毛灰为能事乐事的人,如果要强迫他人也如此,就得想想如之奈何了。
     孔子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孔子还是百密一疏,己所欲就能加人乎?有人喜欢当奴才,他要强迫你也当奴才如之何?
     政治学上的“屌毛理论”在理论上断然把一类人定性为“毛”,实质就是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说它的本质是反法治,反人权的,当不为过。今天人们常说:凭什么农民就低人一等?这话对“知识分子”不通用么?

(三)
    我知道“皮毛说”的大致来由,但想起来还是深感怪异。
     我曾是产业工人大军中的一员,据当时最权威的理论说:我就是“领导一切”阶级的一员。按“皮毛说”的逻辑,一切阶级都不过是依附在“工人阶级”这张“皮” 下的“毛”。**时,有个身份高低贵贱的排行——工农商学兵。工人排行第一,别称“大哥”;农民因排行第二有了“农二哥”的绰号。不过,别看当兵的排在最 后,那时中国百姓最向往却是当兵,这行当穿衣吃饭都不要钱;其次才是弄个工人当当。商学再次之,城里人最怕的就是下乡当“二哥”。这事情怪不怪?怪,但怪 得还在后面。
     1978年,高考恢复,主张“教育兴国”,“科技兴国”了。于是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一不留神,我也由此“蜕变”(这是阶级斗争学说盛行时的常用词)成 “知识分子”。再后来传媒又奔走相告:“知识分子”被批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时的实际情况却是,工人的身份在实际择业中已经不吃香。今天的情况怎 样,看看“下岗”,看看今年此起彼伏的矿难中井下工人的命运就更清楚。
     人的身上原来是可以这样盖印的:昨天盖一印,记号是“臭狗屎”,明天再盖一印,说是“国家财富”。这就是政治暴力。政治暴力人人难逃,就像牲口身上打烙印,反抗不得。而一直头戴高帽的阶级,实际境遇却也可以与事实完全不符。这岂是一个滑稽所能描述的。
     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如此——官大表准,无法以口舌争。
      因为无法以口舌争,所以与意识形态沾边的概念往往模糊不清,也就别指望展开什么正经讨论。
      比如什么是工人阶级?
      工人这个概念好理解,加上“阶级”的后缀就费解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和“阶级”概念的实际应用情况有关。工人的实际社会地位是清楚的,但那顶“伟大的” 可以“领导一切”的高帽却是费解的。我当年就一点不觉得自己有何伟大之处。我也知道我的工友没几个白痴到以为自己伟大的。
     再如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好理解,加上“分子”也不好理解了。
     为了能使“讨论”勉强进行下去,看来需要用语词转换的办法,比如把“知识分子”转换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拥有某方面专门知识的人”。其中有的人数学知识比较多,有的人文史知识比较丰富,有的人医学知识比较渊博等等。
     这些人能不能算“知识分子”?按过去的历史经验——考察那些被纳入“臭老九”范畴的实际情况看,应该算。自高考恢复后,尤其是为了拉动内需,疯狂扩招这么多年,这个群体今天已经庞大到数千万的程度——嘿嘿,“毛”的数量真够多。
      那么,这么多的“毛”实际上究竟是附在什么样的“皮”上呢?要点透“皮毛说”这个“屌毛理论”荒诞不经,这是值得下功夫的地方。

(四)
     高考恢复前的中国,曾有一次历时十余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五十年代也有过,规模小得多)。那时所谓的“知识青年”,基本上都是高中和初中毕业 生。这个“知青”群体中的很多人,在正常情况都是要成为“毛”的进大学受高教育,就是未来的“知识分子”。现在好了,他们都被改造成了“皮”。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城镇就业难。“最高指示”就这样巧妙地推迟了一个严重社会矛盾危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自己”。
     那年头是没人敢怀疑这种霸道的理论的,岂止是不敢怀疑,更令人惊叹的是,当年的宣传还能借“知识青年”之口,创造这一流行全国的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瞧瞧,一千多万被迫到农村去的“知识青年”,竟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高的群体。
     这确实是一个“神奇”的土地,什么人间的“神奇理论”都能创造出来,而且所向披靡。
     政治威权可以完全不讲逻辑。知识青年在城里为什么一定要“吃闲饭”?为什么不能在城里就业,靠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养活自己?中国的城镇没有就 业机会的事实,就这样被绝对垄断的宣传机器轻易抹去。十多年的上山下乡制造了一千多万知识废品——“知青”,**结束后则是又一轮千万返城大逃亡。磋跎十 余年,决策者也在全球科技竞争进入高峰期的关口,为这个民族制造了巨大的灾难性的知识断层。
     回头看看谁为这个历史性灾难——无数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灾难承担了罪责?谁又从中汲取了什么样的教训?谁又能防止这样的灾难不再发生?
     没想到的是,**结束28年后,“皮毛说”竟能重出江湖,这实在意味深长。这种充斥着霸权味道的“屌毛理论”竟能堂而皇之地在“主流媒体”上横行,公然无 视宪法赋予全社会每个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继续把一个庞大社会群体打上卑贱烙印,是不是想把中国拖回到那个灾难年代?
     与20多年前不同的是,现在的教育都产业化了,连上个小学家长一年都至少要花好几千,甚至上万。所谓的“义务教育”早就成了举世皆知的谎言。到了“知识分 子”(大学及以上)培养阶段,那更是家长的个人“投资行为”,无数家庭,为了培养一根“毛”,起码含辛茹苦二十年,很多家庭在完成了“造毛”大业——孩子 大学毕业后,孩子的工作也要凭本事去找,如果找不到,就还得附在父母这张千辛万苦皱巴巴的“皮”上,而不是附在哪个阶级的皮上。
     请问那些“屌毛理论家”们,现在到底是哪个阶级在为这数千万级的“毛”提供依附的机会?
这 事情越想越古怪,以今日情形视之,农民好工人也罢,供一个孩子走完从小学到大学的过程,费用与他们的收入相比几乎是天文数字。无数忍辱负重的中国父母渴望 下一代能通过读书,提高自己在社会上的生存竞争能力。所以有这样的新闻一点不出奇,为供孩子读书,父母借高利贷的有之,卖血的有之,实在拿不出钱跳楼的也 有之。
     最近有个耸动江湖的调查出台说,中国的农民很幸福。这个调查出自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出版社。该所在2004年年终,抛出了 《2005年社会蓝皮书》,里面有个的“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调查,这个调查说,目前中国近八成居民感到生活幸福,农村居民幸福感首次超过城 镇居民。
既然如此,实在弄不明白中国农民和工人为何不惜砸锅卖铁地要把孩子培养成“知识分子”?被教育产业化搜刮一空,结果在“屌毛理论”的发明者者眼里,他们不过是在培养政治地位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这是何苦来?

(五)
    本文缘起《人物》今年推出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名单。此后,有一吉某杀气腾腾地指控“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
    吉方平之流或是过于老迈记性不好,或是原本缺少见识,居然不知道“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早就不算“新概念”。70年代初的《参考消息》刊登过不少关前苏联 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境遇的消息,那时中国反帝(美)反修(指苏联)正热火朝天,萨哈罗夫因公开反对苏联当局被苏联当局拘禁,按当时“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 要拥护”的逻辑,这萨哈罗夫也就成了肯定对象。那时《参考消息》介绍萨哈罗夫时,就引进过这一概念,说萨哈罗夫是有世界声望的“公共知识分子”。
     80年代末也有杂志刊登过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文章。
      白字先生吉方平说,有人借“泊”来(吉把舶写成“泊”,《人民日报》转载时把这个白字改了)的概念炒作。什么叫“借舶来的”?在当代中国,无论政治、法 律、数学、医学种种学科的术语之林,有哪几个概念不是舶来的?包括“知识分子”也是。这个吉方平宗奉的“皮毛说”,倒是绝对地纯正的土特产,而且上面已经 论证过,这个土特产绝对不讲逻辑、绝对霸道。
     吉方平之流不讲自己是不是根毛,是不是一撮毛;更没讲是鸟毛还是屌毛。既然谈论依附问题,言说者不对号入座是不行的。所以我也得表个态。
     当然,这态表可能要做点假设才合适。“知识分子”本是中性词,但也不是谁都能当的。白字连篇,文理狗屁不通的也自称“知识分子”是不是有点那个?所以,我现在权且自称是“知识分子”,然后再说“公共”这个定语。
     我是“公共知识分子”吗?不是。从名实之辩的角度讲,最多也就是个“知识个体户”吧。
     为什么这么说?比方说,我拥有写作能力,但我如果要以此为生,就先得有一定的“自由”——投稿的自由,自由出售某种知识产品,比如杂文、随笔、散文、小品 什么的。所以,这知识产品首先属于是自己的“私产”,至于能不能售出,效益几何,则很像农民在自己的庄稼地里耕作,也要看是否风调雨顺,市场需求是否旺 盛。当然,我也可以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比如写文章只贴在BBS里。是“为了谋生而写作,还是为了写作而谋生”,这样的问题不但因人而异,也因时势而异。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就受过高等教育,掌握相当的知识技能的意义上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
     当上公务员的;没当公务员的。
     前者吃的是皇粮,后者可以算自由职业。二者比例如何,没见过详实的统计,但可以推测后者要多些,将来会更多。如果一定要套用“皮毛说”,前者倒是很合适,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毛”,他们依附就是纳税人这张皮,无论在道理上讲,还是在法理上讲都是成立的;
     后者的情况虽然复杂,但除了从事非法生意,说他们不是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就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纳税人,也是成立的。
     把这个问题说清了,就可以说说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展开的论战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代表”资格的问题了。

(六)
    什么是“代表”?代表的权力从哪来?
    吉方平说:“‘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吉方平之流为何要恶狠狠指控“公共知识分子”,因为这里有个“代表”问题——谁是谁的“代言人”问题。
     由于实际的生活经验,我对“代表”这个词是一向不感冒。若说心得,“代表”这东西大体可分三种:硬代表、真代表、假代表。
     “硬代表”我们见识得最多,不想见识都不行。
      什么叫“硬代表”?
      “硬代表”就是我要代表你,你不想让我代表也不行;对这类“代表”,我们无话说,无处说,暂且不说。
      什么叫“真代表”?
      “真代表”,就是他人要代表你,或代表一个群体讲话办事,要经过一定的授权程序;或者是天然的授权。
      比如血缘关系,比如法律委托关系、比如选举。
      父母天然地可以代表未成年儿女,这是血缘关系决定的;
      律师打官司,当事人要出具书面授权;上级委托下级处理公务、谈判签署合同,也要有相应的权力授受。
选举更是如此,一个人村长或国家主席,只要是通过法定程序产生的,哪怕他是智障混蛋,我们在选举过程中哪怕是投了反对票,也得承认他是真代表。
      什么叫“假代表”?
     “假代表”的情况比较复杂,这里举个“二政府”和民间的例子:
      中国足球队在韩日世界杯净吞九蛋,阎世铎到机场迎接这支屁滚尿流的八旗兵时当着众记者的面说:“全国人民对你们的表现很满意”。
     马俊仁是民间“假代表”的典型。马骏仁风光时就很喜欢说“我们马家军代表全国人民”之类的话,后来马家军被疑服用兴奋剂,马俊仁暴跳如雷说:这是给马家军抹黑,“全国人民不答应”。结果呢?马家军还真栽在这个丑闻上了。“全国人民”的脸往哪放呢?
     比马俊仁的表演更具“活宝”味道的是赵忠祥,此公先是与济南记者打官司说:诽谤他是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后来又因赵饶案,大言不惭说:我是一个民族培养起来的,岂是几个娱记就能毁掉的?
     什么叫“假代表”?这就是。假代表的花样多,但并不可怕,因为假代表既无人授权,手中也并不拥有强迫你迷信崇拜他的权力,所以这号人在事实上代表不了什么。
     马俊仁、赵忠祥、阎民铎之流无论怎样满嘴跑舌头,公众都不会当真,倒是凭添了许多笑料。不过,“假代表”也很有研究价值:为什么中国盛产这类喜欢自说自话 的货色?不妨顺便问问吉方平之流,你不觉得这类动不动就“代表全国人民”的货色很成问题吗?你们为什么偏偏对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草木皆兵?
     今天中国,有“代表欲望”的人何其多也,能不能代表却是另一回事,知识分子同样如此。比如吧,王怡说《知而不言是一种罪》,方舟子以《装聋作哑是一种什么 罪?》回应。方舟子说得对,其实方舟子就算不做这样的回应,能有几人因为王怡的“有罪”说,想放炮就放炮的。如果不是上纲上线,探讨探讨“公共知识分子” 的“代表”性,倒也还算个正经问题。
     在我看来,不论哪个“知识分子”,无论他在道德上多么纯洁勇敢,他的代表性都是很有限的,哪怕他是个大天才,他的言论和主张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代表公共利益”。爱因斯坦在伦敦天文台是否应该搬迁到南非的争执中还闹过笑话呢。
      知识具有公共性,由知识积木构建的观点大厦,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却不一定。就算符合公众的利益,也未必能起什么作用。今天还有谁会相信这样的神话:美国的废 奴战争是《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引起的?再看看“俄罗斯的良心”(指契诃夫、屠格涅夫这些作家又能如何?中国古人其实早就不乏这样的智慧:坑灰未冷东 山起,刘项原来不读书。
     总之,吉方平之流“皮毛说”,其本质上不但是对庞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公民身份的公然歧视,而且是公然的嫁祸行为。这种“屌毛理论”,最后送它一个字:呸!

2004年12月14日起-26日毕

附 解放日报评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
   吉方平
    一个泊来的 名词———“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被接了过来,成为炒作一时的衔头。先是出现在一些出版物上, 进而挂在网上、见于某些报刊。因为英国的一家《前景》杂志评出了他们的100位“最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是我们的杂志也来效颦,推出中国的“50名 公共知识分子”,引出舆论哗然。
   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实质是离间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和人民大众的关系。按照一种漂亮的说法,所 谓公共知识分子,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但在实质上,“公共知识分 子”概念的舶来者和抛出者,主张公共知识分子就应该是具有独立性、批判性,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飘浮群体,是“独立”的意见领袖。“公共”的本质在于 “独立”,而这种“独立”是从来也不存在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人民大众的一分子,是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知识分子的“意见”,从来是由他们的经济社会利益决定的;知识分子的价值,就在于为社会主义、为人民大众服务。一部中国现当代史证明,只有当知 识分子跟着共产党走、成为工人阶级组成部分、与人民大众打成一片时,知识分子才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地位。历史和现实中,出现 过一些貌似“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只要认真剖析一下,他们的身后无不隐藏着某些利益集团的背景,其实并不“独立”,也无“批判”。这一点奥秘, 今天已是路人皆知,不必一一点穿了。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的泊来者和抛出者,把“公共知识分子”描绘成“公共意识和公共利益的看门 人”、“社会正义和世道良知的守护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同时又把我们的社会说成是“万马齐喑”,广大人民群众只是“普遍失语的沉默羔羊”,唯 有他们才是“众醉独醒”,唯有乞怜他们才能“代言”。这不仅是对当今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和舆论现状的武断错判,而且是一种新的“英雄史观”、“精英史观”, 在一笔抹煞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试图由几个 “公共知识分子”掌握“话语霸权”,造成新的“一言堂”、“一锤定音”。他们主 张知识分子完全脱离自己的专业和所长,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振聋发聩的意见”,成为公众的“意见领袖”。于是“公共知识分子”变为“万能知识分 子”,一些专家学者包打天下,在自己完全不熟悉不知道的领域中横冲直撞;另一些人则再也不甘寂寞,不屑于做学问,成为电视明星、媒体人物,“公共知识分 子”又变成了“作秀知识分子”,成为与影星、歌星、体育明星比肩的时髦人物。十分明显,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无疑是要把知识分子引上邪路。
     类似“公共知识分子”论这样的概念,只是一点噪音和杂音,并不能影响我们社会舆论的主调,但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面对着一个多元化的态势,关键是要清醒、坚定,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在林林总总的思潮前迷失方向。
  
    (摘自2004年11月15日《解放日报》)
注:第一段最后一句指南周主办的《南方人物周刊》某期。


 
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典故白话译文
  
   有一年,魏国的东阳地方向国家交售的钱粮布帛比往年多出10倍,为此,满朝廷的大臣一齐向魏文侯表示祝贺。
   魏文侯对这件事并不乐观。他在思考:东阳这个地方土地没有增加、人口也还是原来那么多,怎么一下子比往年多交10倍的钱粮布帛呢?即使是丰收了,可是向 国家上交也是有比例的呀。他分析这必定是各级官员向下面老百姓加重征收得来的。这件事使他想起了一年前他遇到的一件事。

  一年前,魏文侯外出巡游。一天,他在路上见到一个人将羊皮统子反穿在身上,皮统子的毛向内皮朝外,那人还在背上背着一篓喂牲口的草。
  魏文侯感到很奇怪,便上前问那人道:“你为什么要反穿着羊皮衣,把皮板露在外面来背东西呢?”
  那人回答说:“我很爱惜这件皮衣,我怕把毛露在外面搞坏了,特别是背东西时,我怕毛被磨掉了。”
  魏文侯听了,很认真地对那人说:“你知道吗?其实皮板更重要,如果皮板磨破了,毛就没有依附的地方了,那你想舍皮保毛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吗?”
  那人依然执迷不悟地背着草走了。

  如今,官吏们大肆征收老百姓的钱粮布帛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这跟那个反穿皮衣的人的行为不是一样的吗?
  于是,魏文侯将朝廷大臣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讲了那个反穿皮衣的人的故事,并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老百姓不得安宁,国君的地位也难以巩固。希望你们记住这个道理,不要被一点小利蒙蔽了眼光,看不到实质。”
  众大臣深受启发。任何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基础是根本,是事物赖以存在的依据,如果本末颠倒,那将是得不偿失的。
 
茅于轼:以世界立场重树中国大国地位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从受尊敬的大国,变成了受尽欺凌的弱国、穷国。此后的一百年中,世界列强不断侵犯中国,迫使中国 割地赔款,甚至侵占土地,成立傀儡政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恢复了被占领的东三省和台湾岛,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回收了十 几个租界,并成为新成立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恢复了大国地位。

    可是我们自己没走顺,接下来三年内战,好不容易成立了人民共和国,又迷信于阶级斗争,搞得民不聊生,国力衰败,再次沦为世界上无足轻重的弱国。虽然体态硕 大,可是在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各方面都没有多大的影响力。那时,别的国家碍于礼节,表面上对中国还算尊重,心底却看不起。

    但是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再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虚弱小国,而变成了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国、强国。中国每年的财富生产总量居世界第 二,国际贸易居世界第一,更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世界各国债务缠身的背景下,中国被视为唯一的大救星。中国领导人出访常被看作“大施主”驾临,受 到隆重接待。中国的国家地位已经今非昔比。世界各国也摆出尊敬的姿态,邀请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商讨国际规则,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重要国 家。

    中国从一个饱受欺凌的弱国变成倍受尊敬的大国,心态也自然有所变化,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在国际关系中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经常以大国身份发言,对国际上 新发生的事态表示赞同或反对。对别国的某些外交行为常常表示自己的看法。“对此我国表示密切关注”是很常用的一句外交辞令。别的国家,特别是周围的邻国, 对中国的大国地位也越来越不安,生怕得罪这位惹不起的“大兄弟”。更因为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军备,造了航空母舰,开发了新型战机,与别国的关系正在起本质性 的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有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还是可以有别的选择,这正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时机。

    首先,中国是不是世界大国?够不够世界大国的资格?仅仅看经济成长是不够的。衡量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看国家的体制,是不是一个宪政国家,是不是共和国, 还是“挂羊头卖狗肉”。其次要看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现代科技进步的贡献。最后还要看对世界各国的百姓有没有吸引力,他们是愿意接近,还是想离得远远的。

    拿这几个方面来衡量,中国距离世界大国还远得很。首先中国的政治体制并不是真正的共和国,而是一个专制国。百姓的人权得不到认真承认,更谈不上保护。其 次,中国近代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大。十多亿中国大陆公民中没有一个获得过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而仅芝加哥大学就有七十多人获得此奖。再者,世界上的发达 国家对中国怀着警惕情绪。周边的几个国家近来纷纷加强军备,其实均是针对中国。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还有台湾,事实上都以中国(大陆)为假想敌。最 后,别的国家很少有人愿意移民来中国,做中国公民。倒是许多中国人争先恐后移民去人权保护好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上这些事实说明中国还 不够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

    美国是比较被公认的世界大国。它在以上这几方面确实具备大国的资格。首先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国,是一个能保护美国公民人权的国家(可是它相对蔑视别国 百姓的人权)。它是获得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项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百姓愿意移民前往的国家。当然,它现在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受到挑战。因为在 世界上它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大家对这种世界警察并不放心。也由于这一点,它对付恐怖主义至今并不成功。如果不改变他的这种矛盾姿态 ——既想当国际警察,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将来也不大能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

    中国要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要受到别人的尊重,就不能像美国那样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要立足于全球的眼光,公正、全面地考虑问题。特别要保护小国的权利 (比如在对付海盗的事务中就要多负一些责任,维持公海航行的安全)。最重要还是立场公允,不偏不倚。国际规则的制定就要有这样的大国来主持公道,反对霸 权。

    中国从久受欺侮的弱国,变成了扬眉吐气的强国,心态的主导性变化就是强调自身的利益,争取平等对待,其特点是从自身立场看问题。这种国家立场和更广阔的世 界立场是不同的。从这种立场上升到世界立场,并非是一个容易且迅速的过程。如果没有自觉,这一过程会变得很长。更由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任务就是维护本国利 益。如果他们的立场改变为世界立场,还很难对本国人民交代,很可能被本国人民批判,认为他们不爱国。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并不缺少有远见卓识的人士,但是囿于 利益的偏见,他们很难跳出本国利益的圈子。好在现在有了联合国,这是一个比较具有世界眼光的组织,给真正有眼光的人士一个发言的场所。

    联合国的创立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它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立足点,为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提供了讲台。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发言,也要考虑到那里的立场不 是国家利益的立场,而是全人类的立场。尽管国家的利益牢不可破,但人们总算有了一个更合理的立足点来看问题。中国作为大国,在联合国要发挥作用,这要求中 国改变国家利益的立场,弱化狭义的“爱国”观念,而把世界各国不论大小的公平与安全放在首位。中国要有真正创造性的看法,要摆脱过去的老一套,探讨人类面 临的新环境,和新的解决办法。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大国立场。

 

评价“方韩笔战” 不要忘记原点

     方韩笔战起因于麦田“人造韩寒”的质疑,韩高调悬赏说,谁能证明有人代笔,哪怕是“一行字”,他就给代笔的人2000万!(这个悬赏也玩了个很拙劣甚至可以说很卑劣的小聪明,让很多人误以为能证明其有代笔的都能拿到这个悬赏)。
     随后,尚在围观状态中的方舟子,出于好奇看了看韩寒的博客,发现有大量博文被删除,于是发了几句并不严谨的感慨,说韩少的悬赏“缺乏诚意”,接下来麦田突 然宣布承认证据不足表示道歉,春风得意的韩少在接受麦田的道歉同时,又顺手讥讽方说,人到中年,谢顶秃头云云,激怒了方。到此,麦韩笔战,正式变成“方韩 笔战”。
     据此可以确定地说:
     1、方韩笔战是韩自找的;
     2、方质疑韩有代笔的可能,并非缘于方认为代笔有什么大不了的,而是韩用自己的言行表白了,代笔是对他名誉非常严重的损害。
     3、既然是你韩寒主动遍发“英雄帖”前来打擂——打假,方来了(其实完全还可以是围观者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么按“武林”的规矩,韩也只应该独自应战,见招拆招吧?结果却是转而求助法庭要把受邀前来打擂的给办了,这算哪门子道理呢?

 

 

要有城,要有市

@李华芳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的数据,2011年末中国城镇人口达6.9亿,城镇化率数字达51.27%,意味着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的城镇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数字繁荣,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统计口径。要跨过统计口径三重门,才能真正认识“城市化率”在中国的含义。首先,中国使用的是城 镇化而非城市化,这并非仅仅是咬文嚼字,背后意味着极为不同的发展思路。2000年以后,出于对单纯GDP或人均GDP增长率考核的不满,城镇化率逐渐被 纳入考核地方政绩的体系中。伴随着所谓“扩大城区面积”和“精简机构”的行政改革,“合乡并镇”运动在全国推开,使得大部分乡撤销变成了“镇”,人口也相应转变为镇人口。但离“城市”人口的福利标准相去甚远,不少合并后的镇只拥有名义上的调整,而没有享有实际类似镇的福利。

其次,之前的城镇化率统计口径中使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衡量,但非农人口仅说明从事第二、三产业的人口,而并不实际意味着享有城市公共产品和公 共服务的人口。这种统计口径很明显将流动的农民工也当作了城里人,尽管切实的城市福利与他们无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子弟无法享受城市基础教育,而且 连自己开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不被允许。而不管何种统计口径,农民工的数量都超过了1亿,认为农民工数量被低估者还提出要考虑伴随流动的农民工家庭人口。这 也容易误导各类投资,以房地产业为例,认为城市化率被高估或者被低估,作出的投资决策将完全不同。

最后的陷阱是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区分,即便承认用城镇常住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实际城镇化率是不是有那么高还是有疑问的。常 住人口包括户籍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如果说户籍人口可以真切享受城镇福利,姑且承认镇也有实际上高于农村的福利,那么其他常住人口则难以确定。实际上,由 于2000年之后对城镇化率的政绩考核,也导致了部分地区在随后几年“人为提升”城镇化率,而其中夸大其他常住人口的数量成为常见手段,因为这部分人口衡量较为困难。

透过这三层关系再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这个51.27%的数字或许还有水分。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要素在受限制条 件下流动的市场扩展过程。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即便以统计局的数字为准,中国目前也仅达到了美国1920年代的城市化水平。

目前美国的城市化率约90%,尽管199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大幅降低,但依旧处于增长趋势。1990年美国人口超过百万城市的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已经超过53.4%。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当然美国的问题在于“美式城市病”,城市郊区人口在1970年就超过了城市人口,造成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以及城市中的贫民区问题。雅各布斯在《美 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批评过城市规划造成的困境。而美式城市病的问题还在于郊区与城市工作中心之间的交通成为了大问题,随之发展汽车工业又影响了经济发展 的结构,并且尾气和噪声污染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些都是美式城市病的表现。

中国的大城市发展或许也会出现类似的迹象,大城市的扩展例如北京的五环六环和上海的外环等,城市居住成本的上升会使得交通压力加大,出现类似的大城 市病。但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城市化还不够,而且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一方面,大城市能争取到中央各方面的政策支持,在发改委也能获得大型 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这种政策上的倾斜支持是农村和小城镇不具备的。

另一方面,尽管中央也试图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小城镇来缓解向大城市集聚的趋势,但要素倾向于边际收益更高的城市,使得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更 加明显,不仅是资金上,也是人才上。“北上广”更成为不管是农民工还是大学毕业生向往的地方,便是一个最好的证据。只是这种人才流动加剧了城市和农村的差 距,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户籍人口和非户籍人口之间的福利差距也进一步拉大,产生了双重的不公平。

而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尽管户籍尚在农村,为提升“城市化率”作出了贡献,却未能真切享受城市福利,在教育、医疗以及养老保障方面遭受歧视,尽管其工作 在城市也为城市贡献税收。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在本省区内的城乡之间转移,已经有地方放闸;但在更广泛的跨省区流动方面,其各类保障的转移困难重重。在要城市 化率的时候将农民工当城里人,在要付出城市福利的时候又不把农民工当城里人,这类自相矛盾的政策也生动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扭曲程度。

围土成“城”,东西集“市”。所谓城市,不仅要有城,更要有市。而现代市场的发展不仅应该突破城市的边界,废除户籍限制,使得要素的流动更加自由,还应该借助全球市场,进一步发展。

新加坡的城市化率是100%。当然这个国家的城市化模式未必合适中国。新加坡是因为城市国家,本来地方就小,完成100%城市化并不是太难的事情, 但新加坡城市化的启示是借助全球化进行发展,开放自由贸易和货币,使得新加坡成为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而中国的城市化也当借全球化的东风,在进一步开 放贸易和国际人才流动方面下工夫。例如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各项制度还有待优化,对个人所得税要进行调整和优惠,法律制度的落实和依法行政要加强,更 要在会计制度和金融产品标准化上与国际接轨,夯实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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